第三百五十七章 恶性循环(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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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回当下，在吏治的解决上也是如此。

林煜为了方便这几个学生理解，还是写下了一些史书记录的数据推演。

“一般情况下，王朝为了保证全体官员对朝廷的忠诚和对权力的监管，必须维持上下相制、叠床架屋、人浮于事的行政格局。

因此，历代王朝的官僚数量总是会持续膨胀，官民比持续上升。

汉朝官员总数大约只为7000人，唐朝时就已经翻了一倍之多，达到了18000多人；而到了北宋，冗官冗兵现象严重，其官员数量比之唐朝同样翻了近一倍，达到了34000多人；

本朝大明，洪武初年官员数量不过二万多人，至如今洪熙元年，不过短短六十年，官员数量就已然膨胀至四万多人。”

说到这里，朱高炽已然浑身一颤，他之前看本朝的官员总数，还并未觉得有什么问题。

可是现在……

就连一向被史书诟病，冗官冗兵严重的宋朝，它的官员总数也都不过三万多人，而本朝大明却已经涨到了四万多，正在往五万逼近。

就这，他居然还在沾沾自喜，登基之初认为朝廷只是因为战争，才一时缺钱，只要能与民休戚，那盛世总会到来。

盛世？

盛世个屁！

我大明已是在冗官一途上，比之两宋都还要严重了，那百姓身上的负担又会是什么样的呢？

也不要说什么北宋到大明，时间跨度那么大，人口肯定不一样。

嗯，确实不一样，北宋目前估算人口，初约2000万，末约4600万（也有说法认为境内人口超过1亿）。

而本朝大明，初约5000万，后期约6000到8000万（也有说法认为大明建国时人口6055万，到17世纪初已突破2亿）。

总而言之，大明的人口与北宋实际差额不算太大（都是农业国家，人口增长是有阈值的），意思就是说，大明完全能够得上“冗官”的程度。

朱高炽心头在发颤，但林煜的诛心之言还在继续。

林煜说道：“实际上，现如今的四万官僚还不是大明的极限，就依照目前大明的发展进度，预计百年内，大明的官僚总数就能突破10万人大关。”

“当官员的绝对增加速度，超过了人口的增长速度，官民比持续上升，那百姓赋役负担就必然增加。”

“而且，由于历代王朝对税赋更化的出发点都不是‘减税’，而是‘并税’，也就是说，并不是为了百姓去限制国家增税的权力，而是从国家的角度出发来确保财政收入。”

“通过将正杂明暗诸税合并为简单的税种征收，同时下令不得再征他税，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一定效果，却无法解决百姓负担过重的根本问题，尤其是从制度上约束国家和官员开征新税的权力也从未被提及。”

“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财政支出的刚性增长与杂派就会浮冒出来，因为封建专制的农业国家，它是无法对外创造新财源的，只能通过对内来转移国家出现的财政赤字。”

这里面也包括老生常谈的“商业帝国”大宋朝，都说宋朝有商税，宋朝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宋朝商业发达云云。

但实际上的情况就是，宋朝有钱是因为他们肆无忌惮的盘剥压榨百姓，甚至没有金国南下，宋朝可能就已经被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给干翻了。

至于宋朝的资本主义萌芽？

那更是扯淡中的扯淡。

说出这话的营销号，显然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宋朝是属于很典型的封建专制、化的君主国家，它不是什么自由民主的共和国，而是一个帝制的王朝。

别看宋朝地盘不大，但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高超帝王之术，成功让大宋皇帝的权力达到了一个巅峰状态。

皇权的强大，封建官僚的势力强盛，就会导致一个情况出现，那就是百姓手里的农产品、手工产品会迅速转为租税型商品化，而非剩余型商品化。

说白了，就是王朝控制下的“假性商品经济”，一切都是为了应付朝廷的苛捐杂税，而不是什么产品或资本剩余，所采取的谋利型商品化。

这就会让市场呈现完全僵化，如同被控制的傀儡，没有了市场主导型商品经济，那就不可能开启资本主义的萌芽……

“所以，按照黄宗羲定律，王朝每推行一次税赋改革，就会催生出一次杂派高潮，百姓的负担反而会比税赋改革前更重。”

“如此循环往复，百姓的负担就如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逐渐陷入到税轻费重——并税除费——杂派滋生——税轻费重的无限循环之中，而作为基层的小吏就可以在这个恶性循环里头上下其手。”

林煜把话说完，朱高炽跟着彻底陷入了沉默。

就连杨荣也不说话了，他在沉思破局之法……

或者说，根本没有办法能够破局。

于谦没想那么多，他还停留在问题的源头上：“林先生，问题的根源到底是为什么？”

林煜点点头，认真解释道：“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黄宗羲定律的出现，在于封建帝制的国家缺乏对于官僚阶层的有效制约，皇权几乎就是唯一能与之抗衡的力量，但是皇权相对于庞大臃肿的官僚集团来说，所能起到的作用又极其有限。

同时，老百姓也没有任何议价的权利，就必然会导致底层小吏愈发为所欲为。朝廷既然把正式赋税乃至耗羡之类的合法加派几乎都‘起运’一空，就只能对地方上的另行‘创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也导致‘正供有限而横征无穷’之弊愈演愈烈。”

这番话说的有点诛心了，相当于当着皇帝的面跟人家说，因为你的权力还不够大，所以只能对下面的小吏被迫放任自流，让他们去盘剥无度，糜烂地方。

用后世的理解来说，便是古代中国的问题在于不存在借钱者和征税者之间的竞争，老百姓本身就不能用脚投票，商人不能“择善主而栖”，暴君和违约者不能被“优胜劣汰”。

同时，由于外来的军事威胁不够大，君主也没有足够的动机去出让部分政治权力给纳税人，建立“不代表不纳税”的代议机构。

只要三方博弈的格局不改变，“黄宗羲定律”效应就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