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道咸同光四朝奏议选辑上
敬陈管见疏（光绪五年）李受彤
分发广东试用知州臣李受彤跪奏，为敬陈管见，伏祈圣鉴事。
窃思事有为目前之利而贻后来无穷之患者，未可安于目前而无以善于后也；事有为将来之利而为目前所难骤行者，未可诿为难行而不图之于始也。机会一失，积重难返。恐至有明知为利而不能兴，明知为弊而不能除者。今日之患，曰边防难测也，支用不足也，官箴难肃也，水旱不时也，臣谓皆不足患，所患者，忽忽相安，而不思一所以自强之术，虽有良法美意，皆以因循玩愒置之，遂令四者之害得以相乘于不觉。自来开创之主，当其建业伊始，尺地非有，一民非臣，奋其精神，尚足削平祸乱，大一区宇况。我朝列圣相承，深仁厚泽，普天同戴，前之三藩，后之发逆，可谓穷凶极恶矣，卒皆剿无遗类。今日之势，但能广选人才，力求治法，蔓草虽滋，正非难图，臣闻朝廷无不可振之纪纲，海宇无不可致之太平。即以捐论，历代相沿，若有欲停而不能者，近者各省捐局，特由宸断，毅然停止。千百年相承之弊，而能一朝除之。若经众议，必不能果断至此。使凡利所当兴，害所当弭，皆能如是，何事不理，何乱不平。即所谓朝廷无不可振之纪纲，海宇无不可致之太平也。近见广开言路，凡有裨于国计民生者，立荷采择，温旨褒奖，冀其复言，俾天下臣民，钦仰励精求治之诚，咸思奋其忠爱以自效。此即振人心整纪纲之第一转关也。伏愿国家利所当兴，毅然兴之；弊所当除，毅然除之。无少迁就，无少因循，自是言路常开，俾臣工各尽所言，执两用中，时垂采纳；又诏内臣外大，广搜贤才，荐襄上理，将唐虞三代之治，定可复见于今日矣。臣不揣至愚，谨以平日管见，条陈八事于左。是否有当？伏祈圣鉴。
一、国体宜尊也。承平日久，习于晏安，既成锢习，加以繁例日多，顾此瞻彼，动多窒碍，天下之事，遂阴坏于因循苟且之中，而振作无自。臣伏读邸钞，凡有奏议一达宸览，或止或行，立降谕旨。至关民生欣戚者，尤谆谆期于必行，乃求治至急而事鲜实济者。何也？朝廷洞烛情隐，朗然如镜，惟虑过而不留，鉴于当前，不无遗于事后，缘每日章奏纷呈，随览随批。但能谕令臣工力行而已，不能事过无一不忘也。一有或忘，承其任者，或畏难，或任性，或新旧交替，辗转相延，事遂中废，虽有大利大害，无从兴革，能言而不能行，此实为政第一大患。势已至此，欲期振作，必朝廷之精神与天下臣民之精神，事事贯注，乃能上行下应。否则臣下虽欲竭忠尽诚，不能必上之立见用也，深惟无补，转多缄口。朝廷虽有良法美意，不能必臣下之立奉行也；虽有特旨，亦成具文。臣伏读雍正年间上谕，事事洞悉情隐，天威可畏，迄今如在当前。其时臣下奉命，无敢或玩者，缘言出即行，随时随事，警顽振惰，不少纵逸。伏愿敬法世宗宪皇帝之刚断，每举一事，期于必行，核以时日，课以成效，随时记注，以备遗忘，精神所注，贯彻终始，务令中兴之业，甚于开创之勤，庶因循之习可以力挽。至于事有宸衷独断者，请不必尽由部议，以彰朝廷权衡之重，而国体益尊矣。
一、治乱宜以古为鉴也。昔唐太宗多欲好便，然屈己从谏，卒能勉力自修，用成贞观之治。夫人君尊崇至极，宵旰余闲，偶思暇逸，岂敢谓过，然明皇初政，比美贞观，开元天宝，后先两辙，可见为君之难。前人谓日理万几，若朽索之驭六马，战栗之涉薄冰，故敢作此危语。盖自秦、汉以至前明，治乱昭昭，皆足为鉴，请于前代末世之君，如何因循不断，如何错用人才，如何耳目玩好，恶直喜谀，敕史臣核其所以致乱之由，编为一卷；更于前代治世之君，如何屈己从谏，如何励精图治，如何省财薄敛，广选人才，讲求边事，敕史臣核其所以致治之由，编为一卷。而于晋宋间事，尤必反复推引发明，恭录进呈，方今皇上富于春秋，绩学正永，令讲官于古来一切大利大害，与今日时事相证，有可以悚发圣听者，时时讲陈，皇上天聪独亶，藉兹启沃，益存敬惕，端今日养正之功，为他日亲政媲美唐虞之券，益以彰两宫、皇太后抚爱期望苦心。而我朝有道之基，培之益厚矣。
一，纲纪宜持其要也。人君法宫高拱，天下之山川险阻，不能亲历也；斯民之人情风土，不能亲睹也。外凭疆臣之奏论，内凭积来之成例而已。然必至奏论见而始悉其情弊，一任国用之繁重，舆地之纷歧，而无以先识其总，亦失为政提纲絜领之要。查顺治十二年，兵部奏凡天下险要冲隘地方，请旨敕下各直省督抚，将所辖境内水陆冲要情势，绘图呈进；乾隆年间，亦有进呈图式，惟时事既殊，沿革久异，请仍敕各省督抚，饬令州县，各绘图呈进，详注风土人情，山川险隘，乡村多少，丁口多少，某处险要，前经贼据，有无屯兵，某处荒田开垦难易，四至相距远近，义仓几处，多少积榖，可备几年水旱，向来有无灾歉，其民情何如，士风何如，贫富何如，水利徭役何如，某村几里，某都几里，其中人烟疏密，有无险隘，逐加细注。又为总说，必详必尽，务令绘图者，躬亲采访，毋得沿袭旧式，草率塞责。即此已足先辨州县贤能，其不实不尽者有处，由四乡以至一县，由一县以至一府一省，汇而成帙，皆有图说。一存本省本府州县，为清查保甲之用。又可令新任人员，按图先识大势，一呈御览，纵有水旱盗贼事故，皆可宸衷豫断，先定庙谟。自来国家创立规模，必以先收图籍为要者此也。至于饷用所需，劝捐抽厘，仅欲开源，未能节流。是因忧用度不足，而不求用度之可节省者何在，与用度之可充裕者何在也。自来国家大利，不外盐、茶，盖盐、茶为民间不可少之物，又为不必多用之物，课即加增，民无大害。尝见盐商无不奢侈之极，问彼富从何来，无非亏欠正课，供彼挥霍而已。至亏课日多，仅以查抄了事，少则数十万，多则百万，积来亏欠，不可胜核。且利既归盐商，不惟上亏正课，抑且下病穷民。其所谓私贩者，不过肩挑小民，挟钱数千，藉谋生路，一经拏获，名为私枭，法不少宥。是穷民不沾涓滴之利，而转任盐商有亏欠正课之弊也。可否敕令各省出盐茶处，集议尽善，于课有加，于民无损，总不令商人中饱其间，可收裕国便民之利。较之劝捐抽厘，其源为永；更请仿唐元和国计簿例，凡天下地丁钱粮关税一切所入之项，暨宫庭廉俸兵饷河工一切所用之项，汇为总册呈览。几暇时为稽核，何项可俭，何事可裁，以天下之大，用度之繁，随时随事，斟酌省节，即成巨款，亦足少纾用度，不然日以用度不足，仰费朝廷焦虑，而不察饷项之所当俭当裕者何在，似不及持其总要之为善也。
一、宜广举贤才也。求治之道，不患事之不治，而患治之无人，任用贤才，则艰巨可投，缓急可恃，必能上分国忧，下恤民困，即使势当无可如何，亦能鞠躬尽瘁，明其忠盖。况贤能举贤，才能举才，将见转相荐引，贤才皆可互进，尤能广人臣以人事君之义。发逆之乱，大臣如胡林翼，骆秉章，曾国藩，各荐贤才，卒平祸乱，此即近证。可否特谕内外臣工，凡可以建言者，令平日留意人才，每岁各举一人，毋论亲故并山林布衣之士，皆许保荐，以备录用。说者必谓保荐不实，援引太滥，转因此恐滋用人之弊，不知用贤之途不广，则得贤亦必不多。但令此岁举数十人中得二三贤才，如宋臣之韩琦、范仲淹、司马光诸人，即可倚作柱石，大才大用，小才小用，皆足有裨政务，患不得才，不患无用才处也。尤在准其保荐，仍即准其弹劾，随时录用，仍可随时去取，非必拘于一成而不变也。盖贤才不聚于朝则散于野，况自来边患，皆边地人导之使然，则荐引人才，于边地尤为急要，深恐不为我用，即为人用，为患滋大；并请相度边地，特立防军，不惟人才可得，且可收养一切勇敢之士，免穷而为非，或致他人诱用。至于京外各官，请随时互相升调，庶中外情势，各自了然，免有偏重睽隔之弊。而京官正途人员才可外用者，亦免升迁不易，有白首郎曹之叹，天下益无弃才矣。
一、民力宜急舒也。言利之人，但求富国，不求富民。岂知民富则饱暖自娱，谁复为非；否则惟柔懦之民，甘为饥寒忍耳，其强黠者，必致迫而为盗。后世人心，多不羁驯，转乐时有裨政，藉事倡惑穷民为乱；及其既乱，往往费国家数十年积蓄，不足供十数年戡乱之用者；知富国富民，势无偏重也。以厘金论，朝廷不得已之为也，奉行不善，遂致小民如蹈水火，富商大贾，或可勉从，贫民则重受其累。盖负贩小民，挟钱数千，衣食赖是，仰事俯畜赖是，加以应纳之厘金，重以吏役之吓索，至于风雨奔走，尤不能必其赀本不折，理宜矜恤，今则当其担负运载而来，将至关卡，稍形观望，指为偷漏，即令果属偷漏，国家视民如子，亦不过子盗父财耳；罪在可原，但令照货补上厘金，岂为宽纵。今则十倍八倍议罚，甚有倾其货不足以偿罚项者，吞声忍泣，申雪无处，以致间有哄折厘卡之事，而贫民因之失业者不少。天下自农工外，半皆商贾，负贩小民，一经失业，保不为乱？可否请稍改定章，无论水陆厘卡，凡穷民货物，其赀本不及十千者，概行豁免。说者必谓立法过宽，厘金不旺，如不及十千者免，则百千之货，必有分作十千以求混免者，皆不探本源之论。国用稍足，且欲并厘金全行裁撤，何妨于不得已之中，仍寓体恤民力之意。且货本如至百千，急于求售，必不作此小算，至于厘卡之设，尤请不事过密，以裕疏通百货之源。若四方所贡物产，乱后元气未复，多有荷恩停止者，皇仁广大，可否敕令所司，逐一查核。如非进用必不可少之需，亦许暂行缓免，以恤民力。臣见史书于此等事，尤极颂美。盖国贫恃民，民贫奚恃，是必民力舒而民气乃靖，富国富民，正非两事矣。
一、州县宜特慎也。朝廷分任督抚，分辖州县，州县得人，乱从何始。且所谓知州知县者，谓其知此一州一县事也。四民有无游惰，田土有无未垦，水旱有无当备，习俗有无奢侈，分核其目，总揽其纲，随事随时，勤加抚字，民最有良，爱如子弟，未有不戴若父母者。从古循吏，岂有异术，今日州县之弊，苦于摊捐，疲于伺应，分心于夤缘奔竞，夺之于利禄身家，其贤者已动多窒碍，非于上官确有知遇，难尽其才。其不肖者则亲差役而薄百姓，轻民命而喜贪刻，借口摊捐，随事诛求，以期弥缝。如售其术，转得久于其职，问其差役，则自数百人多至千人者；问其讼狱，有因子人监押数十人者；夫以差役如许之多，不耕不织，仰赖其官为生，欲不鱼肉百姓能乎？监押如许之多，又不即行审结，欲其为民造福，无取于民能乎？则差役非视州县繁简，照例定额，不准多役一人；讼狱非月报上官，限时了结，不准迟延一事：皆不能止其弊。至于摊捐过多，交代难清，非将久已无着之项，分年限远近，概行豁免，则轇轕永无已时。雍正年间，曾经特旨宽免，盖交代一日不清，州县无一日可期振作，请敕凡有摊捐及亏短正课之州县，分限远近，或准予豁免，或减数追赔，并请于其统辖之官，其有失查处分者，可否加恩宽免，以杜瞻徇，庶可限时清结，交代一清。此后州县少一分之亏累，即为国家多一分之正供。合之天下，实为巨款。经此次清结后，如再亏短，请申明雍正年间分赔之例，庶可稍救其弊；至州县之贤者，许督抚不次保荐；其不肖者请复申明古制。去官之日，书其贪劣之迹，以示鉴戒。天下省分，由州县合并而成，督抚得人，则一省治，州县皆得其人，则州县无不治。其足败州县之治者，如巡检、典史，交劣绅、收民词、索陋规、纵贼盗，甚则挟制官长，畏其反噬。其贤者虽亦有人，而类此者，则往往皆是，致民间有「水旱害我，过时能止，巡典害我，连及孙子」之谣。可否于州县寥阔之区，与其立三、四巡检，或斟酌改并为县，或改设理事同通，经始虽难，为利至大。盖巡典之病民，如蚀物之蠹，有阴受其毒而不觉者。今但视作小官，以不足轻重置之，而不知其祸民至此，或准州县随时叅劾，稍宽其事后发觉失查处分，亦足少救其弊。东汉慎选牧令，治增上理。甚足为鉴。
一、奢侈宜严禁也。僭乱之祸，始于饮食衣服之微，节俭非特厚风俗，亦以昭示尊卑，潜消其僭乱之心。年来屡降谕旨，裁革繁费，然迄今未止者，民力多穷，非不各有欲俭之心，习俗相沿，已非旦夕，众人奢而一人独俭，恐为众人所耻耳。岂知奢侈之害，不可胜言，即以中人论，一年所用，百金已足，俭则随分可以相安，不俭则百金外不能不有所益。其贤者则左支右绌，强持门面；不肖者如为官则必贪索百姓；胥役则必恶诈良民；百工必作伪器，以妨民用。种种相习于伪，奢则贫，贫则争，争则为乱，凡可以致利者，为鬼为蜮，无所不至。此实人心风俗大患。今既各有欲俭之心，则因其心之所欲俭，导以分之所当为，挽回浇风，势亦尚易。然正非空言诰诫，遂可见效也。俭必有自，不求所自，俭从何始，必朝廷以俭为天下先，官绅以俭为小民倡，如不贵珍玩之物，不求耳目之好。次则如饮食之数十品裁而十数品也，贱者不准服贵者服也，凡冠婚宴会一切，会典所载，择其易遵者，刊为条目，颁示天下，令官与官相约，绅与绅相约，各勉其亲戚，各戒其子弟，各抑其僮仆，俾知俭为美德，不俭则贫，且为犯分，于法有惩，则奢侈可息，风俗可正。如通商之事，始于以异国之物为可珍，遂纵其往来而无所禁，皆侈之害致之也。失于既往，尚可补于将来，则奢侈之宜严禁也。
一、边情宜深悉也。语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必知我之可以胜彼者何在，不及彼者何在，与彼之所可恃者何在，所不可恃者何在，按症发药，病乃可愈。不悉其情，徒震其势，气先自馁，势难振作。今力主通商者，忽忽相安，但求无事，而不思一制之之术，一旦有事，不知其何恃而不恐也，不知其何恃而可永保无事也。然力阻通商者，其意虽可嘉，而未计得万全，急欲轻于一试，亦不知其何所见，而一切皆可无虑也。此皆不识敌情之过。主和议者，但以敌人为可畏耳，不知当事者欲计万全，因觉彼有可畏，在百姓则无一畏彼也，且彼亦何尝不甚畏我，如无所畏，要求必不止此。又谓机器难及耳。然见彼国所著各书，电学是其创发，其余大抵以水火相激之气，运以机轮耳。如中国所用器物，彼尝取以为证，谓之东来法，惜中国人习而不察，且用之微细之物，未尝扩而大之耳。公输偃师之巧，古多传人，祇以技艺之微，无关大道，人乃不习。设以功名求之，富利诱之，精巧何难胜彼。见有同文馆之学习矣，有出洋之学习矣，闻疆臣久有洋学特科之议，深谋远虑，原欲多得善为机器之人，然官招之学，不如兼令民自为学；请敕通商衙门，将彼所著之书，刊布各省，令民间易于购买，即易于学习，有能制造有用机器者，准其呈试录用，俾天下人知其机器并非绝学，免多羡惧。夫人情惧之则不敢与争，羡之则易于求学，此亦慑服敌情振作人心之一端也。且所以暂羁縻者，亦虑患伏肘腋耳。前此发逆之乱，亦曾近犯天津，兵民合剿，卒亦就灭。今请视如发逆，有不可片刻与立之势，抉疵攻瑕，制非无术。况咸丰年间，其由天津得犯京师者，藉数百内奸导之前驱，时骤未及防，事起仓卒，因议和款，并非力与血战，势诚有不敌也。若概以患伏咫尺为虑，设使患不生于远人，如嘉庆间林清之事，防之岂胜其防？我朝上承天眷，下顺人心，是以定台湾、平回疆暨金川等处，武功煌煌，前代莫比，信乎确有万年不拔之基者。今日之势，较之吴逆时为何如，是在不安于弱，首恃天威，有以慑之，而后除之自易耳。彼见人心之不可强，又见天怒之不可犯，气即自馁，强极则弱，势所必至。且我之所虑于彼者固多，而我之所以胜之者尤非一事。彼人多为贸易而来，其习中事者，屈指可数，非若我国之欲灭之者众也。以人心论，则我众彼寡，彼从数万里来，有海国风波之险，有急难求援之虑。非若我之有险即守，随募皆兵也。以地势论，则彼劳我逸，彼之于我，语言不通，风土不宜，道路不习，非有内奸，势莫敢动。以情势论，则彼客我主，且彼所恃者铁甲船与火器耳，一登陆岸，既不及我马军之驰骋，又不及我步军之轻利。以营阵论，则彼拙我智，未有智不可以敌拙，主不可以先客，逸不可以待劳，众不可以击寡者。不此之求，气何能壮。至其传教，原不足患，所最可患者，倘其习知我国体制之尊崇，礼乐百官之美富，名教纲常之正大，生觊觎莫测之心，即以中国之教，买服中国人心，然后蚕食争据，患何可言。幸其以教胁人，而人不服，又幸其志仅通商，和可了事；然久处中国，再数年不能必其不出于此。且恐奸民有以教之，更或挟之为乱，如五代时事可鉴。则今日所最要者，仍莫如沿海各处，添设专阃大员，特立防军，收聚沿海贫民，厚其月饷，免为彼用，又可鉴别其中人才，其熟识海防情势者，破格超擢，留为他日破敌之用。才无两立，不为我用，即为彼用，一为彼用，则贫者贪彼之利，为彼致命。有才者受彼笼络，攻我之瑕，外来之患，古多似此。今请事事求一自强之术，时时存一和约难恃之心，于敌人情势，纤微求悉，见事明乃能作事勇，无过疑忌，无过游移，廓清海宇，正非难事。如不熟悉其情，徒惊其势，则患伏因循，振作无自，积弱日深，久后何堪设想，所谓边情之宜深悉者此也。
臣不揣至愚，谨陈管见，是否有当，伏祈圣鉴。
筹议罗应旒条陈疏（光绪五年）沈葆桢
头品顶带两江总督臣沈葆桢跪奏，为遵旨筹议密陈事。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五年六月初七日奉上谕，都察院代递贵州候补道罗应旒敬呈管见一折，所陈各条，有无可采，着李鸿章、沈葆桢体察情形，妥筹具奏等因。钦此。仰见我皇上博采兼谘，迩言必察，循诵再四，钦佩难名。查该道所陈各条，大旨在力求自强，而亦不无窒碍难行之处。谨逐条悉心筹议，为我皇上陈之。原奏整学校以新吏治一节，查经世书院之名，至美也，而收效则纡。前福建巡抚王凯泰设致用堂，议者或以为迂，然久之必有颖异之才，出乎其中，栽者培之，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八比代圣贤立言，今虽渐失初意，然国家所以统天下之智愚贤不肖，不敢弃圣经贤传如弁髦者，未尝不赖乎此。而士民亲上死长之义，亦隐隐藉以护持。惟诗赋实非经世急需，似宜节豪杰有用之精神，使专于所向。京师之同文馆，及闽沪两局，皆西学权舆，然在中国所延洋师，以教语言文字则有余，欲究其事理根源则不足。取法乎上，终必引而置之庄岳之间，但能于出洋局面，加意提撕，其学成而归者奖进之，优异之，后来之秀无待他求矣。今之仕途有四，曰科甲、曰军功、曰吏员、曰捐纳。因材器使，何地无贤，偏重一途，或有时不能自坚其说。臣以为自古无久而不敝之政，随时补救，则视乎其人，为部堂为疆吏者，诚能仰体朝廷所宝惟贤之意，不执成见，但严别其人之贤否，可者用之，不可者去之，泾渭分则人知自励，观感兴起，岂有甘以不肖终者哉！原奏练武技以自强一节，欲以勇营承绿营之乏，意则善矣，而事不可行。原勇营之始皆身经百战者也，本来面目，久则渐忘，全赖统率者随时申警之、训练之，使日习于劳，无自长其骄惰之情，疲苶之气。江南如捕蝗、工程、水利、缉私各事，何者不责诸防营，闻召即行，如响斯应。惜限于饷力不敷征发，若再按照汛地零星分布，流弊滋多，散处则调集需时，孤立则操演必懈，久之而入绿营习气之中；至练习乡团，每由民间自愿，官岂能强之于无事之时。民风惟苦其不醇，民气惟患其不静，导之烦扰，则陵弱暴寡之念生，且方驱之归农，岂容多其期会，使更无暇日哉？武科为国家定制，而弓箭刀石，在今日不适于用，诚有如该道所言者。弓箭之优劣，骑射已得其大端，似步箭可改为洋枪；膂力之强弱，硬弓已得其大端，似刀石可改为洋炮；量予变通，使所习即所用，在干断参酌施行耳。原奏精机器以利用一节，查铁路以便转输，电线以通文报，均非不适于用。然创举必视民情。台湾则可行，以其为民情所安也。他处则难行，以其为民情所骇也。官为之倡，尚恐股分未易招集，民间各顾私利，谁能起而独任其难。闽局造轮船，沪局造枪炮，津局造子药，幸各着成效，但能宽筹经费，不见异而思迁，自有由专得精之一日。时未至，学未成，虽破格招之无益也。原奏参法例以谋远一节。查西律与中国不同，而有可采用者，中国军流徒各犯，豢养有费，递送有费，然朝至则夕逃，其待赦而归者十不二三。又以食用不敷，往往骚扰闾阎，民苦之，官亦苦之。如参用西法，按其年限，勒做苦工，课其勤怠而赏罚之，徐磨其桀骜之气，而阴化其游惰之心，疾去业成，或有因而改行者矣。吾民之谋食外洋者，不可以数计，同是天朝赤子，各使臣自当仰体德意，力为保护，而遍设领事，力殊难给。所称身价税足抵薪费者，耳食之谈，胡璇泽其已事也，华民之至外国者，工居十之九，谋食之不暇，欲其操习武技为百万可恃之师，非其实矣。华民甘纳身价税者，寄身异城，劫其威耳。若内地行之，有不众怨沸腾变态百出者耶？取诸人以为善，要在择而从之。凡有伤政体者，宜概屏勿道。原奏握利权以储费一节。查矿务专派大臣，恐弊多而利少，似不如责成督抚，就已开之矿着有成效者，实力开采，然后移所赢之资以办他处，斯循序渐进，而人不劳，数道并举，万无此经费；而畚锸甫集，又闻他处之利十倍、百倍于是，辄思舍己芸人，终之一无所得而已矣。换约列作专条，自是先事豫防之意，第彼未尝明言之也。如我先启其端，转似授之以柄。谓禁种罂粟徒然益彼之利，不知服洋烟者，华土洋土各自为瘾，从前罂粟遍地，洋土并不为之减价，淮北一带，比户藏土，几如家酿。至妇孺亦沾染之，习以为常。无赖少年，偶阙不时之需，即出而行劫，盗案山积，职此之由。往往所得不及数金，而罪干大辟。官书夜烛，能勿痛心。自饬禁以来，虽盗案未能尽绝根株，而犯者渐少。盖非其土之所自出，则价必贵；价贵则食之者寡，非迫于万不得已，亦不肯轻性命若鸿毛也。且任其见利而趋，不幸天灾流行，饥馑再见，膏腴弥望，尽成石田，抱珠玉而填沟壑者，比比皆是。晋豫其前车之鉴矣。洋药厘税并征，业已大费唇舌，而谓逢关增税皆能以我之智，成彼之愚，言之尽足快心，第税出于洋商，恐未能尽如吾意耳。丝茶贸易愈幻愈险，华商有拥数十万之产一掷倾家者，狡狯如洋商，时亦不免亏折。欲责华商自运以试于数万里外，空无依傍之境，难矣。以上各节，谨就愚虑所及，恭折密陈，以备刍荛一得，伏乞圣鉴训示施行。
会筹海防购船疏（光绪六年）奕欣等
和硕恭亲王臣奕欣等跪奏，为会筹海防购船事宜，恭折密陈，伏祈圣鉴事。
窃臣衙门前因南洋海防经费，所储无多，请由出使经费项下，于两年内拨银四十万两，接济南洋购船之用。嗣因李鸿章奏遵议海防购船各节，复经臣衙门请将广东、福建、浙江、山东各省应购船只，敕下李鸿章一手经理，代为订办各等因。均于光绪五年十一月间，先后奏奉谕旨，遵照办理在案。查北洋海防，经李鸿章办理有年，规模粗具，南洋海口较多，日本擅废琉球，意存窥伺，防务尤为吃重。前次王大臣等会议筹备边防一折，亦以南北洋海防，应分别预为布置水陆各军，以期有恃无恐。臣等查陆军可辅水师之不足，而水师购买铁甲，经费既属不敷，祇可先行置备蚊船，分布各要口，以联声势而资调遣。就大局而论，拟于北洋各口，分拨蚊船四只、碰船两只；南洋各口，亦须照北洋蚊船、碰船之数，扼要驻守。福建台湾，密迩东洋，另拟筹备蚊船四只、碰船二只，以壮声威。其余山东、广东、浙江等省，自行筹购各船，不在此列。北洋于上年业经购到蚊船四只，由李鸿章验收，并议购新式兼碰快船两只，已属总税务司赫德订办。南洋亦有先购之龙骧等四船，见复据署南洋大臣吴元炳奏报，已函商李鸿章，照样代购新式兼碰快船二号，惟龙骧等四船，闻须分别修理等语，奉旨着即赶紧办理等因。钦此。该大臣等当自钦遵妥办。福建应购船只，前据何璟等奏称，业经密饬司道，于应办海防各工程内，实力撙节，筹备蚊船两号之费等因。此外尚应添购蚊船两只、碰船两只，约共需银九十万两之数，前次王大臣会议折内，停后山之役，每年计可节省数十万两，惟经费虽有可筹，而凑集尚需时日，定购船只，又不可稍缓须臾。拟由户部查照王大臣会议所奏，于提存四成洋税项下，酌拨三十万两，交由李鸿章先行定购蚊船两只，以备分布闽省海口。其余六十万两，应请敕下福建督抚，陆续筹解李鸿章分期付给，至所购船只，来华尚早，管驾操练诸法，中国水师将弁，未能娴习，亟应筹划。上年七月间，赫德在臣衙门条陈试办海防章程，意在参用西人。臣等当经函商南北洋大臣，因沈葆桢以中外人员，共事不易，且以赫德揽权为虑，遂未定议。此次洗马张之洞片奏内称，天津虽购有外洋战舰，闻水手运用，犹未娴习，临战不足恃，教练海战，实是西人所长，赫德愿觅西士，助我教练海防，其说未尝不可酌采。但须权操自我等语。拟请敕下李鸿章即与赫德商定，将各省应购船只，迅由电报转寄外洋定购，应如何分起兑价验收，均由李鸿章妥速筹议。其管驾教练，如何兼用西人，并请敕下南洋大臣、福建督抚与李鸿章先事妥筹。缘防务刻不容缓，经费更非易筹，李鸿章熟悉情形，自必力任艰巨。将来各船购到，无事时合操分守，有事时策应调援，自应由该大臣会商南洋大臣及各督抚，随时酌量办理；总期缓急足恃，战守兼资，庶经费不致虚糜，而外侮或可抵御。所有臣等会筹海防购船各缘由，是否有当，伏乞圣鉴。
详议筹边之策疏（光绪六年）世铎等
和硕礼亲王臣世铎等跪奏，为详议筹边之策，恭折覆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遵议俄国约章一事，已于本年正月初三日会奏，并声明筹备边防事宜，再行详细妥议，另折具奏等因在案。今者于十七日，臣等复行公同集议，将诸臣节次条陈各折片，详加核阅，折衷群言，兼综博采，谨将边防筹饷储才三大端，分别八条，恭候圣裁。
一、西路边防宜筹也。左宗棠久膺边寄，自能独当一面，筹划周详。惟刘锦棠一军，为西师纲领，扼扎前敌，似宜重其事权，敕令帮办左宗棠军务。金顺所部，兵力尚厚，惟锡纶现驻塔城，与俄人偪处，兵力太单，应令就地选募边人，招徕番属，以壮声威。拟请敕下左宗棠，申戒将士，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务使我直彼曲，我主彼客，方能常操胜算。至于练生军以防师老，足粮食以计久长，联兵势以完后路，均为目前要着，应令亟行经画，益固远图。
一、北路边防宜筹也。乌里雅苏台、科多布、库伦，皆与俄境毗连，虽系次冲，亦宜防范。拟请特派知兵大臣，简调精锐，分驻其地。绥远城、张家口均属近边，见宜调集北地精兵，分屯两处。查曾国荃所部刘连捷一军，见无所事，宜令移扎绥远城。李鸿章所部淮军，其见扎山东张秋镇者，人数尚多，宜令分扎张家口。将来如敌势趋重北路，乌科库等城，再为增设重兵，即将绥远城、张家口两军，调赴前敌。事缓时，仍调回近边屯扎，免致聚兵漠北转运艰难。赛尔乌苏为乌、库两城总路，再能专驻一军，尤可相机策应。惟漠北荒凉飞挽不易，自宜讲求屯垦、畜牧诸法，以为持久之计，应饬各该大臣认真督办，内外蒙古，沿边屏蔽，拟请简派亲信威重之王大臣，设法联络整顿。其应如何择要练兵，核给饷需军械之处，即饬会同各汗、各札萨克筹议奏明，赶紧办理。蒙古近甚贫弱，虽不能恃以御敌，犹可固结其心，藉壮声势，与官军相资为用。
一、东路边防宜筹也。吉林、黑龙江，两面与俄接壤，俄人近年在海参崴地方，悉力经营，已成重镇。其意存窥伺可知。是东三省之亟宜规画，固不徒为今日设防计也。三省中吉林、黑龙江，人材物力，均可就地取资，应责成各该将军，选将练兵，本地猎户人等，素称勇健，亦可募用。其招集打牲、索伦诸部落，及办理金匪、垦荒、榷税各事宜，一并饬令详为经画。惟各该将军任大责重，文武兼资之才，不可多得，应请特简练达公正大员，周历三省，访查见在情形，妥筹办理。或应派知兵重望武员，帮同训练，或应调明干耐劳文职，经理地方，以期择人分任，事无不举，至奉天一省，就陆路论则为腹地，而沿海口岸，亦不可不防。况国家根本之地，尤应格外慎重。拟请酌调中原宿将，统带旧部二、三千人，前往择要屯扎，以为陪都拱卫，兼可教练制兵。松花江久为俄人窥伺，应如何制造战船，添练水师之处，并请敕下该将军等察看情形，速筹举办。
一、北洋海防宜筹也。天津海防，李鸿章办理有年，见在建筑炮台，购备战船守具，粗有规模，就大局而论，亟应整顿水师，备齐战舰。在山东奉天对岸之烟台、大连湾等处，择要扼扎，以固北洋门户。奉天营口，本属北洋所辖，所有该处海防，并归李鸿章统筹兼顾，庶几呼应较灵。至见在水师不足，仍宜注重陆师，以期有恃无恐。李鸿章所部淮军，久经战阵，亦宜有威望宿将统之，应否奏调刘铭传赴津，以资倚任之处，并请敕下李鸿章迅速奏明办理。
一、南洋海防宜筹也。目前防俄之策，陆路重于海道，夫人知之。惟上年倭人擅废琉球，意在藉端生衅，窥我台湾。俄倭之交，最为诡秘。此时俄事未定，难保不嗾倭滋事，多方扰我。南洋海面辽远，虽不能处处设防，而福建之台湾、厦门等处，江苏之吴淞、长江等口，尤为吃重之区，应请敕下各该督抚，各就地方情形豫为布置，仍简练陆师，以辅水师之不足。
一、饷需宜综核也。西征本有专饷，津防水陆各军，亦有奏定北洋海防经费，及淮军专饷，应分饬全数解足。其东三省练饷协饷，近年未能解足者，亦应勒限清解。若如此次所议，开办东西两路边防，需费甚觉浩繁，应由户部过盘筹划，先尽丁漕盐关，实力整顿，并将厘金洋药税等项，责成各督抚，力除中饱滥支诸弊，务令涓滴归公。惟边防亟宜举办，需饷正殷，应先由户部于提存四成洋税项下，酌拨巨款，以应急需。一面按年指拨各省有着的饷，俾无缺误。
一、筹饷宜节流也。各省防营，除直隶陕甘等省须办边防，暨云贵广西边瘠省分，营勇本少，均毋庸议减外，其余各省，水路防勇尚多，应由各该督抚酌量情形，实力裁撤。此为节流之一。沿海各省，向有额设外海水师，原为平日绥靖海疆之用，自轮船驶入中国，此项战船，全无所用。自宜变通旧制，分别裁汰。此为节流之二。军兴以来，各省每办一事，动设一局，薪水口粮，糜费滋甚；在当时或亦不得不然，事平以后，相沿成习，徒有局务之虚名，并无应办之实事。其厘金、海运、督销等局，甚至有官绅并不在事，安坐而得薪水者。若各省破除情面，痛予裁除，所省实不可以数计。此为节流之三。前因日本图扰台湾，遂有开辟后山之议，数年以来，未有成效，而每年耗饷至数十万两，何如停止后山之役，移作海防之用。请敕下闽省督抚，权衡时势，拟议奏明办理。此为节流之四。大抵理财之道，开源不可不慎，而节流不得不严。是在各督抚之实事求是矣。
一、人才宜广储也。见既整理边防，沿边各督抚将军都统，才略素优者，固不乏人。其中间有但习吏事，未谙兵机者，应请旨随时考核，与腹地对调，以收人地相宜之效。务令各边重镇，均系缓急可用之人。此外群策群力，亦须博搜文武将佐，供目前驱策之材，备异日干城之选。应请敕下大学士六部都察院堂官，各省督抚将军，暨勋绩素着之大臣，如彭玉麟、杨岳斌等，各举所知，或才略过人，或骁勇善战，或熟悉洋情，通晓外国语言文字，或善制炮械，精通算学，无论文武士人，一体列荐，不得以无人可保塞责，候朝廷选择录用，发往各边练习。其在籍宿将，应请酌量宣召来京，随宜任使。
以上各条，臣等悉心筹议，意见相同，仰恳圣明裁夺，严饬中外实力举行。夫立国之道，不患敌强，而患我不自强，无论有无外患，但期边圉日固，自能操纵裕如。若永保和局，固不必轻启兵端，即衅自彼开，亦不至全无战备，内外一心，共维大局，固不仅为目前防俄起见也。所有臣等会议筹备边防缘由，谨合词恭折覆奏，伏乞圣鉴。
遵覆查明及筹办情形疏（光绪六年）刘坤一
头品顶戴两江总督臣刘坤一跪奏，为遵旨分别查明，及见在筹办情形，密折覆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光绪六年七月十七日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十一日奉上谕，詹事府右庶子张之洞奏陈，应防要地事宜等因。钦此。跪诵之下，仰见我皇上洞烛几先，绸缪未雨，感佩难名。当经恭录密速咨行去后，旋接彭玉麟来函，谓以时往来吴淞、狼福山、江阴、焦山上下，何处有警，则随宜策应，以赴事机，业经专折覆奏。彭玉麟督办江防多年，情形极为熟悉。臣愚亦谓吴淞口及长江口，地段太宽，扼守非易。如为万全之计，莫如守吴淞之黄浦江口，以保苏松。再守长江之江阴两岸，及圌山、焦山等处，以固上游各省门户。彭玉麟所议，实洞括全局之谕。臣抵任后，覆陈防务情形，谓与彭玉麟筹商，务以江阴、镇江等处为长江锁钥者，即此意也。惟从前议造沿江炮台，以圌山关附近焦山，而焦山耸峙江中，视圌山关尤为天设之险。时以经费支绌，不得不先焦山，而后圌山。见经接续兴修炮台，似此重关迭隘，敌船益无从蹈瑕抵隙而来矣。江南兵轮无多，彭玉麟见需出洋分巡之兵轮一号，必不可少。届时自当酌派应用，此臣接彭玉麟函商，及见筹扼要设防之实在情形也。又据江海关道刘瑞芬禀复：俄人并无在上海购买大宗煤斤情事，惟闻在日本长崎买煤甚多。查上海向非产煤处所，中外轮船所用，均由东西洋转运而来。俄船由海道来华，路经日本，该处产煤既旺，价值复廉，似无须转而求诸上海。闻近来各新闻纸，有俄国兵船所需煤斤，在新加坡采办，及俄人在长崎议买煤银五十万圆，运往珲春，长崎有洋行承办煤一万吨，运存珲春对岸之海带角地方各等语。刘瑞芬所禀，尚与相符。惟俄人诡谲异常，难保不广收中国见有之煤，使我兵轮、商轮、船政、机器局，日用所必须者，均为所窘。臣已咨商闽浙总督臣何璟，派员赴台湾煤矿，查见存数目，分致南北洋及各省解款购办，即运储江海各口，以备不时之需。另饬招商局多购洋煤，万一官船缺煤，亦多移借。复由江海关道密饬上海华人各煤行，不得将多煤售与俄人，亦不得代其转买。虽上海洋人经手买卖煤斤者，未能一体禁止，然似此多方防范，彼族当无从竭泽而渔；即办理亦尚不着形迹。此查明俄人并未在上海购定大宗煤斤，及豫行设法牵制之实在情形也。日本助俄，事所或有，第揆之理势，似不尽然。日本北与俄邻，桦太千岛之互换，非其心之所愿，屈于势不敢争耳。其防俄甚于防中国。臣前在都门，与日本使臣晤谈两次，彼屡以唇齿相依为言，即使言语不尽由中，而利害实系如是。臣愚以为中俄万一有事，日本必照英国公法，自处局外，似未肯与之合谋，徒使俄益日强，以结怨于中国。该国商务，见查南洋各口所报，并无可允未允之案，仅有光绪五年日本领事在江海关请免烟酒两税，稍有辩论。嗣议定进口烟以三四十斤，酒以一二百斤为度。准其免税，多则照征；后亦并未再有所请。臣仍当密饬各关道，此后与彼国交涉商务，均按条约一律持平，毋得稍涉偏枯，俾免俄人藉得施其勾结之计。防海新论一书，臣于未奉谕旨之前，已饬上海制造局印送百部，见据全数解到，以六十部分给江南各营，以四十部咨送总理衙门，转发东三省，并饬该制造局另刷多部，呈送沿海各省，务使人人阅习，即其立法而师其用心，庶几变通尽利，上副朝廷慎重海防、造就将才之至意。所有分别查明，及见在筹办情形，谨恭折密陈，是否有当，伏乞圣鉴。
沥陈球案倭约疏（光绪六年）陈宝琛
日讲起居注官右春坊右庶子臣陈宝琛跪奏，为俄事垂定，球案不宜遽结，倭约不宜轻许，勿堕狡谋而开流弊，恭折沥陈，仰祈圣鉴事。
臣闻日本使臣，近因俄约未定，乘间请结琉球一案，啖我以南岛，而不许存中山之祀，复欲改约二条，总署惑于联倭防俄之说，办理已有成议。臣闻之，且疑且愕，以为分琉球，一误也。因分琉球而改旧约，又一误也。分岛之误，近于商于六里之诳，因分岛而改约之误，近于从井救人之愚，中国受其实害，而琉球并不能有其虚名。五尺童子，犹不肯堕其术中，堂堂大朝，奈何出此？窃谓俄倭沓至，总署当持以镇定，朝廷当示以权衡；俄强国也，倭弱国也；驭俄人宜刚柔互用，而倭则可刚不可柔。处俄事已不能过缓，而倭则宜缓不宜急。敢抉其利弊，权其情势，为我皇太后、皇上缕析陈之。日本既与我立约通商，无故擅灭琉球，虏其王，县其地，中国屡与讲论，则创为两属之说，横相抵制，彼即以沃腴归我，而中国意在兴灭继绝，尚未可义始而利终。况所割南岛，皆不毛之地，置为瓯脱，则归如不归，若用以分封尚氏苗裔，则贫不能存，险无可守，他日必仍为倭人所吞并。此分割琉球之说断不可从者也。琉球中北诸岛，日本既全据之，若为持平之论，日本应听我择有利于中无损于东之事，加入约内，以相偿抵。而今所改之约，则大不然。道路传闻，谓止改约两条。一曰利益均沾，一曰旧约与加约有碍，照加约行。其居心叵测，无非欲与欧洲诸国，深入内地，蝇聚蚋嘬，以竭中国脂膏。况此外又有管辖商民，酌加税则，俟与他国定议后，再与中国定议等语。则是二条之外，又增二条。且故为简括含混之词，留一了而不了之局，以为他日刁难地步。此酌改条约之说，断不可从者也。论者谓速结琉球之案，即可联倭以拒俄。臣愚殊不谓然。夫中国所虑于日本者，接济俄船煤米耳。以长崎借俄屯兵耳。然倭人畏俄如虎，中国之力，终不能禁日本之通俄，日本之亲我与否，亦视我之强弱而已。中国而强于俄，则日本不招而自来。中国而弱于俄，虽甘言厚赂，与立互相保护之约，一旦中俄有衅，日本之势，必折而入于俄。万一中国为俄所挫，倭人见隙可乘，又必背盟而趋利便，皆势之所必至也。夫利害所关，形势所迫，虽信义之国，不能保其必守盟约，而况贪狡龌龊如日本者乎？使日本而能守约，则昔岁无台湾之师，近年无琉球之役矣。何也？此二事皆显背条约者也。然则琉球一案，与日本之和不和何涉；日本之和不和，又与俄事之轻重利害何涉。而目论之士，动谓结琉案即以联倭交，联倭交即以分俄势，可谓懵于事理者矣。况极其流弊，琉球案结，则祸延于朝鲜。日本改约，则势蔓于巴西诸国。何以言之？俄人遣海部、派师船，麕集于长崎，蚁屯于海参崴，成师而出，必不虚归。若我为弦高阻秦之举，则俄必为孟明灭滑之谋。朝鲜之永兴湾，久为俄人所垂涎。犹冀中俄盟成，朝鲜为我属国，彼时可令与各国立约通商，藉以解纷排难，而俄亦鉴于中国力庇琉球，贪谋或戢。昔布以宗人王罗马，首败巴黎期约，各国置若罔闻。于是俄始问津黑海，英人责之，俄反诘英，何以恕布仇俄，英人语塞。今我若轻结琉球之案，则俄人有例可援，中国无词可措，以俄兵取高丽，如汤沃雪，而其势与关东日偪，非徒唇齿之患，实为腹心之忧。祸延于朝鲜，而中国之边事更亟矣。自道咸以来，中国为西人所侮，屡为城下之盟，所定条约，挟制欺陵，大都出地球公法之外。惟日本、巴西等国，定约在无事之时，亦值中国稍明外事，曾国藩主之于前，李鸿章争之于后，始将均沾一条驳去，既藉此以为嚆矢，未尝不思乘机伺便，由弱国以及强国，潜移默转于无形也。今日本首决藩篱，巴西诸国必且圜视而起，中国将何以应之，势蔓于巴西诸国，而中国之财力更竭矣。就日本近事而论，政府萨长二党不和，民党又倡国会之议，以与政府相抗。广张匿名揭帖，欲伺外衅而动。其君臣惴惴，朝不谋夕，内事之乱如此；通国经制之兵，纔数万人，分布六镇，数益单薄，以之弹压乱萌，尚且不足，兵力之绌如此。比年借民债三千余万圆，借英债二千余万圆，近又以关税铁路抵借洋债三百万圆，不能骤得，财力之匮又如此。结之不足以助我御俄，绝之亦不足以助俄攻我。若我中国大势，内政清明，将相辑睦，与倭霄壤，固不待言。即论兵力、财力，以之拒俄，或当全力支拄，以之拒倭，实为恢恢有余。见因俄事筹防，南北洋征军调将，所费不赀。既欲与俄乘便转圜，即可留以为防倭之用。是我失诸俄而犹得诸倭也。虽目下铁舰冲船，尚未购齐，水师未成，沙线未习，犹未能张皇六师，以规复琉球，为取威定霸之举。而我不能往，寇亦不敢来，莫如暂用羁縻推宕之法。彼去年以此法待我矣，今我不急与议，彼又何辞。而我则专意俄事，俟定约后，拥未撤之防兵，待将成之战舰，先声后实，与倭相持，如倭人度德量力，愿复琉球，守旧约，是不战而屈人也。如其不应，则闭关绝市以困之。倭商以海鲜为大宗，专售中国，岁食其利，若中国禁其互市，势必坐困。华商在东亦停贸易，则彼榷税顿绌，纸钞不销，且虑华商蜂聚煽变，内顾不暇，必急求成。如此犹不应，则仗义进讨以创之，三五年后，我兵益精，我器益备，以恢复琉球为名，宣示中外，沿海各镇，分路并进，抵隙攻瑕，师数出而倭必举。此中国自强之权舆，而洋务转捩之关键也。不然，案一结则琉球之宗社斩矣。约一改则中国之堤防溃矣。俄以一伊犁饵吾改约，日本又以一荒岛饵吾改约，是我结倭驩以防俄，而重受其绐；倭乘俄衅以挟我，而坐享其利也。一月之内，既辱于北，复蹙于东，国势何以支，国威何以振？臣所由拊膺扼腕，而不能不痛切上陈者也。伏祈一面敕下总理衙门，与日本使臣暂缓定议，一面将臣疏，密寄李鸿章、左宗棠等详议以闻。是否有当，伏乞圣鉴。
日本议结球案牵涉改约暂宜缓允疏（附请调岑毓英督办台湾片）
（光绪六年）李鸿章
钦差大臣、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臣李鸿章跪奏，为日本议结球案，牵涉改约，暂宜缓允，遵旨切实妥筹，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十月初四日奉上谕，前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议结琉球一案，又据右庶子陈宝琛奏，球案不宜遽结，旧约不宜轻改，当经惇亲王等酌议，宜照总理衙门所奏办理等因。钦此。仰见圣主审于驭远虚衷采纳，不厌精详，曷胜钦服。从前中国与英、法两国立约，皆先兵戎而后玉帛。被其迫胁，兼受朦蔽，所定条款，吃亏过巨，往往有出地球公法之外者。厥后美、德诸国及荷兰、比利时诸小国，相继来华立约。斯时中国于外务利弊，未甚讲求，率以利益均沾一条，列入约内。一国所得，诸国安坐而享之，一国所求，诸国群起而助之，遂使协以谋我，有固结不解之势。同治十年日本遣使来求立约，曾国藩建议宜将均沾一条删去。及臣与该使臣伊达宗城往复商订，并载明两国商民不准入内地贩运货物，限制稍严。嗣后该国屡欲翻悔，均经驳斥。自是秘鲁、巴西立约亦稍异于前。诚以内治与约章相为表里，苟动为外人所牵制，则中国永无自强之日。近闻各国驻京公使，每有事会商，日本独不得与。其尚未联为一气者，未始不因立约之稍异也。至内地通商，西人以置买丝茶为大宗，赀本较富，稍顾体面。日本密迩东隅，文字语言略同，其人贫窘，贪利无耻，一闻此例，势必纷至沓来，与吾民争利，或更包揽商税，为作奸犯科之事。明代倭寇之兴，即由失业商人，勾结内地奸民，不可不防其渐。此议改旧约尚宜酌度之情形也。琉球原部三十六岛，北部九岛，中部十一岛，南部虽有十六岛，而周回不及三百里，北部中有八岛，早被日本占去，仅存一岛。去年日本废灭琉球，经中国屡次理论，又有美前统领格兰忒从中排解，始有割岛分隶之说。臣与总理衙门函商，谓中国若分球地，不便收管，祇可还之球人，即代为日本计算，舍此别无结局之法。此时尚未知南岛之枯瘠也。本年二月间，日本人竹添进一来津谒见，称其政府之意，拟以北岛、中岛归日本，南岛归中国。又添出改约一节。臣以其将球事与约章混作一案，显系有挟而求，严词斥之不稍假借。曾有笔谈问答略节两件，钞寄总理衙门在案。旋闻日本公使宍户玑，屡在总理衙门催结球案，明知中俄之约未定，意在乘此机会，图占便宜。臣愚以为琉球初废之时，中国以体统攸关，不能不亟与理论。今则俄事方殷，中国之力暂难兼顾，且日人多所要求，允之则大受其损，拒之则多树一敌。惟有用延宕之一法，最为相宜。盖此系彼曲我直之事，彼断不能以中国暂不诘问，而转来寻衅。俟俄事既结，再理球案，则力专而势自张。近接总理衙门函述，日本所议，臣因传询在津之琉球官向德宏，始知中岛物产较多，南岛贫瘠僻隘，不能自立，而球王及其世子，日本又不肯释还，遂即函商总理衙门，此事可缓则缓，冀免后悔。此议结球案尚宜酌度之情形也。臣接奉寄谕，始知已成之局，未便更动，而陈宝琛、张之洞等又各有陈奏，正筹思善全之策，适接出使大臣何如璋来书，并钞所寄总理衙门两函，力陈利益均沾及内地通商之弊，语多切实。复称询访球王，谓如宫古、八重山小岛另立王子，不止王家不愿，阖国臣民亦断断不服。南岛地瘠产微，向隶中山，政令由其土人自主，今欲举以畀球，而球人反不敢受，我之办法亦穷等语。臣思中国以存琉球宗社为重，本非利其土地，今得南岛以封球，而球人不愿，势不能不派员管理，既蹈义始利终之嫌，不免为日人分谤，且以有用之兵饷，守此瓯脱不毛之土，劳费正自无穷，而道里遥远，音问隔绝，实觉孤危可虑。若惮其劳费，而弃之不守，适堕日人狡谋，且恐西人踞之，经营垦辟，扼我太平洋咽喉，亦非中国之利。是即使不议改约，而仅分我以南岛，犹恐进退两难，致贻后悔。今彼乃议改前约，倘能竟释球王，畀以中南两岛，复为一国，其利害尚足相抵，或可勉强应许。如其不然，则彼享其利，而我受其害，且并失我内地之利，臣窃有所不取也。谨绎总理衙门及王大臣之意，原虑日本与俄要结，不得不揆时度势，联络邦交，洵属老成持重之见。然日本助俄之说，多出于香港日报，及东人哃喝之语，议者不察，遂欲联日以拒俄，或欲暂许以商务，皆于事理未甚切当。查陈宝琛折内所指日本兵单饷绌，债项累累，党人争权，自顾不暇，倭人畏俄如虎，性又贪狡，中国即结以甘言厚赂，一旦中俄有衅，彼必背盟而趋利，均在意计之中。何如璋节次来书，亦屡称日本外强中干，内变将作让之不能助我，不让亦不能难我，洵系确论。盖日本近日之势，仅能以长崎借俄屯兵船购给煤米，彼盖贪俄之利，畏俄之强，似非中国力所能禁也。岂惟日本一国，即英、德诸邦，及日斯巴尼亚、葡萄牙各国，皆将伺俄人有事，调派兵船，名为保护商人，实未尝不思借机渔利。是俄事之能了与否，实关全局，俄事了则日本与各国皆戢其戎心，俄事未了则日本与各国将萌其诡计，与其多让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倭而又将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慑倭。夫俄与日本强弱之势相去百倍，若论理之曲直，则日本侮我尤甚矣，而议者之谋，若有相反者。臣之所未喻也。至若江苏之上海、浙江之宁波、福建之福州、厦门，均系各国通商口岸，日本即欲来扰既无此兵力饷力，必不敢开罪于西人。惟台湾孤悬海外，地险产饶，久为外人所窥伺，苟经理得宜，亦足以控蔽东南，应请庙谟加意区画渐收成效。中国自强之图，无论俄事能否速了，均不容一日稍懈，诚以洋务愈多而难办，外侮迭至而不穷，不可不因时振作。臣前奏明南北洋须合购铁甲船四号，其数断难再减，所有请拨淮商捐项一百万两，仅准户部议拨四十万，不敷尚多，应请旨敕令全数拨济各省关额拨海防经费，前经奏明严定处分章程，仍未如额筹解，倘再延玩，尚拟请旨严催。水师、电报各学堂，亦已陆续兴办，数年之后，船械齐集，水师练成，声威既壮，纵不必跨海远征，而未始无其具。日本嚣张之气，当为之稍平，即各国轻侮之端，或亦可渐弭。又总理衙门虑及日本于内地运货，蓄意已久，转瞬修约，届期彼必力请均沾之益，或祇论修约，不提球案，恐并此南岛而失之。臣愚以为南岛得失，无关利害，两国修约，须彼此互商，断无一国能独行其志者。日本必欲得均沾之益，倘彼亦有大益于中国者以相抵，未尝不可允行。若有施无报，一意贪求，此又当内外合力坚持勿允者也。臣再三筹度，除管理商民、更改税则两条，尚未订定，应俟后日酌议外，其球案条约及加约曾声明，由御笔批准，于三个月限内互换，窃谓限满之时，准不准之权仍在朝廷。此时宜用支展之法，专听俄事消息，以分缓急。俟三月限满，倘俄议未成，而和局可以豫定，彼来催问换约，或与商展限，或再交廷议，若俄事于三个月内即已议结，拟请旨明指其不能批准之由，宣示该使。即如微臣之执奏，言路谏诤，与彼之不能释放球王，有乖中国本意，皆可正言告之者。臣料倭人未必遽敢决裂，即欲决裂，亦尚无大患。明诏既责臣以统筹全局，切实指陈，臣不敢因朝廷议准在先，曲为回护，亦不敢务为过高之论，致碍施行。若照以上办法，总理衙门似无甚为难之处，所有遵旨妥筹缘由，恭折由驿五百里密陈，是否有当，伏乞圣鉴。
再，台湾一岛，孤悬海外，形势雄远，物产丰饶，内则屏蔽闽、粤、江、浙诸省，外则控扼日本、琉球、吕宋诸岛，即泰西兵商各船，由西南洋来者，必经台湾、厦门之间。故论中国海防者，当以台湾为第一重门户。自同治十三年，日本遣兵侵偪台湾生番，前督臣沈葆桢始议开辟后山番地，并奏明巡抚渡台督办。前抚臣丁日昌复详陈经画台湾事宜，措注颇有远略，乃自丁日昌病去，而台事渐少讲求。自改为督抚轮驻，而两年以来，未闻有渡台之举，绸缪未豫，何以弭外患而伐敌谋。臣尝谓东洋有事，台、澎实当要冲。该省督抚，内必得知兵有威望之重臣，随时亲临其地，相机筹布；何璟勒、方锜皆廉慎有余，才略不足。查贵州抚臣岑毓英，勋绩夙着，不避艰险，坚忍耐苦，足智多谋，倘蒙朝廷以海防为重，量移福建，假以事权，令其督办台湾防务，仍循春夏驻省、秋冬驻台之例，就地设法，筹饷练兵，久之必有成效。该抚于洋务虽少阅历，近来意气渐平，自滇案为英人所忌，亦知事关大局，不可孟浪。圣主时示以刚柔缓急之宜，当能虚心体会，练成边才。勒方锜条理精密，似于贵州地方善后为宜。臣因日本狡谋难测，台防关系紧要，不敢不献其愚，是否有当，谨附片密陈，伏乞圣鉴。
覆陈球案倭约疏（光绪六年）张树声、裕宽
两广总督臣张树声、广东巡抚臣裕宽跪奏，为球案不必急议，倭约未便牵连，宜缓允以求无弊，遵旨切实覆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七日，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光绪六年十月十六日奉上谕，前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议结琉球一案，又据右庶子陈宝琛，奏球案不宜遽结，当经惇亲王等酌议，宜照总理衙门所奏办理等因。钦此。仰见宸谟柔远，不辞刍荛之询，务出万全之策，钦服曷胜。窃惟日本贪狡无赖，虐球畏俄，其力不足以助寇，其性不可以恩结，李鸿章、陈宝琛诸臣，言之详计之审矣。至割岛以结球案，结案而涉改约，则理势明而利害见，皇太后、皇上可端拱而决策者也。琉球自明初尚巴志灭山南山北，并有中山，服事中国维谨，一姓相承，至今无改。宫古、八重山，皆南夷荒岛，亦于洪武间始属中山，不过岁修贡职，与三省属府之近隶宇下，衣租食税者不同。今中山残灭，别援尚氏之后，置之两岛之间，与土人则枝指骈拇，不相附丽。言立国则甲兵赋税，无可经营。倭伺其旁，颠危可待。其君既为中国所树，仍中国不了之事，目前暂图收束，后患正自无穷。夫日本无故灭球，中国以大义与之争论，彼曲我直，我不与彼决裂，彼难与我启衅。争论虽无就绪，终存光复之基。割岛不能自存，即斩中山之祀。此仅割两岛议结球案之非计，其理易明也。日本通商章程第三十二款，两国见定章程，嗣后若彼此皆愿重修，应自互换之年起，至十年为限，可先行知照，会商酌改。今已将届十年，原可知照商改，但我以利益与彼，彼亦当以利益偿我。若一国欲专其利，即与修约之义相违矣。况琉球一案，与中日通商，如风马牛之不相及。彼既虏球君，县球土，因中国责言，始以无足重轻之两小岛来相搪塞。中国何负于倭，倭何德于中国，顾欲责备于中国之改约耶？彼则鲸吞蚕食之不已，复欲乘我之危机，我则兴灭断绝之未能，转又予彼以利益。五洲万国，盖不经见。此球案改约二事，断不能牵连并议；其理又易明也。从前洋务初起，与各国订立和约，其时在事臣工，多未谙外事，重以承平日久，武备空虚，所定条款，皆由欺诳挟制而成。盖多非理所有，而束缚于势者，自时厥后，中国讲求交涉利弊，造船筑台，练兵简器，所以力求自强者，非一朝夕矣，度德量力，虽不能争雄于欧土，亦何至受制于倭奴。且俄以伊犁饵吾立约，犹曰代中国收已失之地，今举而还之中国，不可无报称之谊也。倭以球案要吾改约，将何说之辞，无说而从之，恐不免短中国之气逐，生西人之心。此即舍理言势，而割岛改约之不可曲从，尤易明也。自古列国相交，往往以机智诈力相胜，恒视乎所以应之。倭人灭球已涉两年，屡与力争，迁延不决，今当俄事未定之秋，亟相催促，窥其隐私，未尝不虑中国或与俄修好，可乘备俄之力，问罪于倭，是其借端以逞大欲，或亦时急而后相求。如曰姑徇所请，联络邦交，虑适中其狡计，究其流弊，必有如陈宝琛所言，祸延于朝鲜，势蔓于巴西诸国。张之洞所言，环海万国，接踵效尤者。当时李鸿章与日本订立修好条规，于一体均沾之条，力持未允，诚如王大臣等所云，办理颇费苦心。此次巴西立约，亦多中国力占地步之处。此后各国修约，辩论有据，未尝非返弱为强之本。区区日本，乃欲一旦抉而去之，从此耽耽逐逐，相偪而来。外国尽争利便，中国无不吃亏，民安得不穷，国安得不困；日日自强而不足，一事自弱而有余。此利害枢机，不可不深长思也。总理衙门及王大臣等量敌审时，持重应变，诚老成谋国之经。臣等忝领疆圻，亦不敢卤莽灭裂，特念俄、倭强弱，相去悬殊，俄约转圜，中国亦当有自处之道。苟其一意孤行，诛求无厌，恐亦难必以玉帛而不以干戈。今倭之议结球案也，揆理度势，中国均无自处之道，熟权利害，似有未可迁就者。总之，日本视俄事为转移，俄局果变，倭必不因球案既结，而顾惜信义，俄衅不开，倭亦未必因球案不结，而遂起戎心。倘有万一之虞，或竟狡焉思逞，以北洋之力制之，固当恢恢游刃，粤省海口，虽以经费支绌，防备多虚，然以之御俄，则诚略无把握，以之御倭，必当勉与支持。见在俄约尚在未定，与倭人用支展之法，无可疑者，伏愿圣主审俄事之机宜，以为球案之操纵。其见定球案条约，及加约各款，限满虽当互换，批准权在朝廷，或届时未能斥绝，再集众思于廷议，博采舆论于疆臣，均无不可。英国戊辰新约，因商会议阻，至今未经交换；烟台条约，议定已越四年，亦尚有未经批准之条。事有成案，执此无可致诘，拒之不患无词也。至于中国筹防，自兹以往，不可一日复弛，惟望圣谟广运，统筹全局，中外一心，务令边海岩疆，裕其度支，宽其余力，责以简练营伍，造就人材，整齐船械，皆有屹然不摇之势，则所以复球者在此，所以服倭者在此，即所以驾驭泰西各国者亦无不在此。所有臣等遵旨妥议缘由，谨恭折由驿密陈，是否有当，伏乞圣鉴。
海防水师宜变通核实疏（光绪七年）刘坤一
头品顶戴南洋通商大臣、两江总督臣刘坤一跪奏，为海防紧要，所有水师事宜，务在因时变通，尤须核实办理，遵旨妥议，恭折密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二日，奉上谕，梅启照奏请整顿水师，拟定各条，开单呈览等因。钦此。仰见圣主廑怀时局，博采周谘，曷胜钦佩。臣维中国自有法度，本不同于外洋，然以沿海七省，绵延五千数百里之遥，当此外洋各国通商，动辄以兵船挟制，则中国沿海水师，若不认真整顿，其将何以自立。论者谓中国有海防而无海战，不思汉唐以来，已有楼船及伏波横海等号。国朝嘉庆年间，剿捕海寇，亦极霆惊颷发之奇，而况今日之有外洋乎？细核梅启照所陈各条，惟第二条请令江南机器局仿造铁甲轮船，查该局见在制造枪炮药弹，业必专而始精，不必再造铁甲船，致糜工费。第五条请设海运总督，查海运于防务无涉，且已办有定章，诸臻妥善，无庸另设总督，以滋烦扰。第十条请添长江水师中号轮船，查长江水师，系在内地，长龙舢板，未始不能得力，前兵部侍郎臣彭玉麟，决计不用轮船，未始无见。此三条均可作为罢论。其余各条，洵属切中时务，防患未然。如第一条请饬船政局仿造铁甲船，国家不惜巨款，设立船政，每届从优保奖，鼓励在工人员，原期精益求精，以与外洋齐驱并驾。铁甲船既为海防利器，则该船政不此之务而谁务乎？且中国见经购买铁甲船，将来岁久自须修理，讵可驶赴外洋，该船政若不豫先讲求，临事必致束手。船政大臣黎兆棠，素有远略，血性过人，曾对臣言，自愿多办数年，俾得竭力整饬，而于铁甲船尤为加意。请旨饬令黎兆棠查明局内工匠器具，能否制造铁甲船，以及一船需费若干？需时若干？自行分晰具奏。臣前在粤督任内，以洋银九万圆，购买英国所设黄埔船■〈土粤〉，于修铁甲船甚为合用，似可于广东设立船政分局，庶易集事。惟船政经费，见极支绌，即先定造之快船四只，专望南洋所拨粤海关税接济，已有停待之虞。然则仿造此项铁甲船，又将从何罗掘，应由黎兆棠逐细勾稽，通盘筹划。如果力有未逮，亦即据实陈明，徐设方略。第三条俟俄事定妥，仍速购铁甲船。盖尚未知李鸿章已购铁甲船四号也。去春俄事初起，各款待用方殷，而购铁甲船必须期之数年，深恐缓不济急，故李鸿章与臣论及，臣意颇不谓然。顾外洋各国，方以铁甲船称雄，岂以中国之大，而独少此。不敢谓无铁甲船不办海防，亦不敢谓有铁甲船无益海防，既经购办四船，足资分布，将来到华之后，派在南北两洋，辅以碰快各船，可以各成一队。至于原拨海防经费，不独各省厘金项下，本年南洋仅收湖北二万两，江西以新饷抵经费银十一万两，而粤海关以征存之项，竟欠解至数结之多；兑拨船政六万余两，亦仅报解三万两；余皆任催罔应，尤所不解。当此海防吃紧，赖此的款为购制枪炮船只之资，请旨饬该监督迅将前欠如数解清，以后毋再挪移，致有贻误。第四条请推广招商局船，往东西两洋贸易，不独可分外洋之利，亦可周知各国形势，联络各岛华人。臣前在粤督任内，于招商局和众轮船前往檀香山，本应由南北洋主政，而臣以事属可行，时不可缓，遂径许之。盖将以此为权舆也。该局嗣派轮船往旧金山，亦是推行之渐，东西洋自可由此进步，正不必指定何船。臣所虑者，该局总办道员唐廷枢、徐润，人颇老成，而气局尚小，且提还公款后，赀本亦薄，未必更能扩充。夫理财本不易言，刘晏为唐名臣，而以转输着绩，况远涉重洋，而操奇赢之术乎？臣愚以为宜得一大力者驻局主持，唐廷枢、徐润与之左右，仍以巨帑资之，俾得展布；用财如用兵，分数明则多多益善；每年盈余所入，官商照章均分，于中国之需，不无小补，庶餍众心而杜群喙，所以提挈之；亦所以安全之也。泰西各国，以商而臻富强，若贸迁所获，无与公家，自必别有剥取之法。否则富强何自而来？处此时势事事欲步武泰西，不得独于招商局务，而尚天子不言有无，诸侯不权多寡之高论也。第六条请裁改海疆各种笨船。第八条请设外海水师提督。第九条请令海疆提镇练习水师。此三者相为表里。臣查军兴以后，沿海各省，笨船已不甚多，就臣服官省分而言，广东之阳江、碣石、琼州、南澳四镇，或有拖艇两三号，或一二号，甚至并无一号。其有拖艇者，弁兵祇食额饷，别无薪粮。臣在广东每镇拨给轮船一号，所有拖艇等船，虽未尽撤，亦不准添。
江南之崇明、狼、福三镇，经前督臣曾国藩奏准各给艇船四号、轮船一号，臣抵任后，屡议裁撤艇船，该镇等力请暂留，为浅水捕盗之用。而臣以该艇船无风不动，即捕盗亦属不宜。第因未经给予轮船，则艇船尚可承乏，拟俟制备轮船后，即行裁撤艇船。如谓浅水难驶轮船，则各带划船数只，亦足以资追缉。请旨饬令广东、浙、闽，查明见存各项笨船，斟酌办理。沿海水师提督，本有巡缉外洋之责，如另设一外海水师提督，节制沿海各省水师，恐有警时各守疆域，仍属呼应不灵，徒拥虚位而已。臣愚以为沿海水师，宜仍其旧，各归本管提镇，一俟南洋两号铁甲轮船购到，遴派勇略素优深谙驾驶之提镇大员统带，配以碰快等船，驻扎澎湖，假以便宜，保障台湾以为中枢，而南控闽、粤，北顾江、浙，亦可收形格势禁之益。盖南洋惟台湾孤悬巨浸，四面受敌，非若各省尚属有险可扼，得此两号铁甲轮船，方足以备缓急。惟该处风浪奇险，向难停船，必于对面澎湖下碇，不但近可捍卫台湾，即使敌攻闽、粤、江、浙，亦虑澎湖之铁甲船追袭其后，而闽、粤、江、浙水师，知有铁甲船为之外援，则胆气益壮矣。且铁甲吃水甚深，断不能进泊沿海各省口内，与其置之浩渺之区，曷若常驻澎湖，守台湾之门户，作四省之应援，更为稳便，实亦两得之道。此项铁甲等船，如作为经制水师，应否于沿海提镇量移两缺，临时再行熟议。至海疆提镇水师，有外海内洋之分，内洋水师舢板等船，虽不足以敌轮船，然洋人如入内洋，必用划船登岸，则舢板等船亦可击之。如练外海水师，非用轮船不可。江南提督李朝斌，见统轮船五号、蚊船四号，又经彭玉麟奏添兵轮十号。为江阴以下防海之用，一俟筹出项款，陆续造成，三镇亦各换给轮船，则江南外海水师，兵力不为不厚，似尚可以一战。广东大小轮船二十余号，皆为沿海捕盗而设，而能角胜外洋者，竟无一二。福建则较胜于广东，浙江则尚不及广东，应由该三省督抚臣各就沿海情形，会督水师提督，认真练习；而臣更有请者，江南水师新定营制，万余名改为二千余名，有兵即有炮船，并无无炮船之水师，故李朝斌所统轮船，不得不另行募勇。臣在广东，查悉额设水师，裁存尚一万有奇，大都无船无炮。其有船炮者，系另募之勇，而非额设之兵。当经汇案奏明，无论外海内洋，轮拖扒巡各船勇丁，一律改补水师兵额，而令原营水师，开除老弱三千余名，岁省饷六万余两。然此外水师兵丁之无船炮者，尚数千人，未知闽、浙两省水师，是否与粤省相类。臣愚以为此项水师，不同陆营，既无船炮，便成无用之物，似可并官尽数裁汰，省出此项俸饷，制造轮船，另募劲旅，定为外海轮船经制水师，亦是斩截办法，可以变无用为有用。此项向无船炮水师，非久经战阵之勇可比，裁汰之后，亦无虑其滋生事端。倘另募水师勇丁，而置旧时水师兵丁于不问，听其坐食糜饷，无此政体；并请饬广东、福建、浙江各督抚臣查明酌办。臣于江南亦即会同水师提镇察酌施行。第七条请严防东洋，臣查东洋夜郎自大，狡焉思启，始则犯我台湾，继则灭琉球，而窥朝鲜；其渐诚不可长。然以日本手掌之地，而又土瘠民贫，如欲与中国为难，多见其不知量矣。见在中国南北洋防务均有规模，倭人即欲跳梁，何能为厉？况沿海为各国通商口岸，彼亦未必轻肆披猖；然毋恃敌之不来，恃我有以待敌。传有之曰：一夫不可狃，况国乎？臣惟有督饬沿江水陆诸军，绸缪未雨，以期有备无患，仰慰宵旰忧勤。至防日本与防俄不同，东三省自无他虑，第高丽与我唇齿，难免日本觊觎；宜劝该国结好西洋，尚可互相维制。一整面军经武，亟图自强。中国之济其困而扶其危，固惟力是视矣。夫以中国沿海筹防，越六七年之久，尚未能一律整严，确有把握者，固由苟且偷安，未能振作。或系敷衍塞责，无济艰难。正不独水师为然。此臣与沿海疆臣，所宜痛除积习者也。臣谨就梅启照所陈整顿水师各条，敬摅管见，恭折密奏，伏乞圣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