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0章 丹心照(1/2)

首发：~第 0章 丹心照

“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最深。

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

鼎彝元赖生成力，铁石犹存死后心。

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凌哲送走了三十二寨的族长们，只觉得浑身冰冷，心也冰冷。

他提笔写下这首于谦的诗，正巧杨木掀开门帘进了帐篷，看到凌哲冷着脸写下诗，随手拿过来一看，有些不理解。

“凿开混沌之地层，获得煤炭是乌金。蕴藏无尽之热力，心藏情义最深沉。融融燃起之炬火，犹如浩浩之春风。熊熊洪炉之烈焰，照破灰沉之夜空。钟鼎彝器之制作，全靠原力之生成。铁石虽然已死去，仍然保留最忠心。只是希望天下人，都能吃饱又穿暖。不辞辛劳与艰苦，走出荒僻之山林。”

凌哲垂眸洗笔，清澈的水逐渐被晕染的一点点乌黑，慢慢扩散，不规则却有一种奇怪的美感。

“这是明朝诗人于谦的《咏煤炭》，你可能没听过，但他另一首很有名的诗，你一定听过，《石灰吟》。”

“听说过，我还记得大概内容。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杨木想了想，又拿起一张纸无聊地折了起来。

“没错，你还记不记得，我曾教过你的《大学》。”

“今天那些老家伙又来为难你了吗？你又来欺负我解气……”

杨木抓了抓头发，旋即毫不客气地坐在凌哲之前坐的位置上。寒冷的盔甲和凌哲文弱的书生打扮对比鲜明。

杨木看着凌哲洗笔，思绪慢慢飘回到凌哲教他《大学》篇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凌哲，还住在杨木的家里，身体极弱，性格又极其倔强，生了病还不肯低头。若不是杨木实在是不放心，大半夜也要去探望，凌哲可能就永远停留了。

那是凌哲高烧病痊愈后的半个月，杨木每天都在自责中，晨昏定省，日日不忘。凌哲说东，杨木不说西。

这一天，很好的阳光，凌哲携带着《大学》的讲义将刚刚在校场练习结束的杨木请回了书房。

“《大学》是一篇论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散文，原是《小戴礼记》第四十二篇，相传为春秋战国时期曾子所作，实为秦汉时儒家作品，是一部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

这里曾子是很有名气的人，你一定要记住。

曾子（前505年—前435年），名参，字子舆，春秋末战国初鲁国武城人。孔子弟子，儒家主要学派—“曾子子思孟子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后世尊其为“宗圣”，与孔子、孟子、颜子合称“四圣”。

接着之前的讲。

经北宋程颢、程颐竭力尊崇，南宋朱熹又作《大学章句》，最终和《中庸》《论语》《孟子》并称“四书”。宋、元以后，《大学》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大学》提出的“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修己是治人的前提，修己的目的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说明治国平天下和个人道德修养的一致性。

《大学》全文文辞简约，内涵深刻，影响深远，主要概括总结了先秦儒家道德修养理论，以及关于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儒家政治哲学也有系统的论述，对做人、处事、治国等有深刻的启迪性。

宋代以前，《大学》一直从属于《礼记》。尽管《大学》没有从《礼记》中独立出来，但是，西汉的董仲舒、东汉的郑玄、唐代的孔颖达和韩愈，他们对《大学》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影响了《大学》的学术地位。

董仲舒对《大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将儒家经学由民间思想提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开启了儒学成为官学、显学和国学的始点。

郑玄将西汉后期流传的各种《礼记》抄本，相互校对，并作注解，使得《礼记》大行于世，并流传至今。他的著作《三礼注》中《礼记·大学》是现今可考的最早的《大学》研究著述。

孔颖达解读《大学》，重点强调“诚意”的关键性作用。他将《大学》文本分为两大段，为朱熹将《大学》分为经、传两部分做好了铺垫。

韩愈把“仁义”定为“道”的根本，并以《大学》为依据，提出了“正心一诚意一修身一齐家一治国一平天下”的儒家道德的修炼路径。他在《原道》中引用《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来证明和张扬儒家道统，并把《大学》《孟子》《易经》视做同等重要的“经书”，提高了《大学》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

程颢、程颐将《诗》《书》《礼》《易》《春秋》称作“大经”，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称作“小经”，并继续尊崇儒家经学的正统地位，认为“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

朱熹将《大学》从《礼记》中抽取出来，为《大学》《中庸》做章句，为《论语》《孟子》做集注，把它们编在一起，做《四书章句集注》，经此，《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并被确立“四书之首”的地位。自宋以后，《大学》成为科举考试科目的钦定科目。

元仁宗于皇庆二年（1313年）十一月颁布“考试程序”，明确规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作为科举用书。

明代是中国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规定乡试、会试头场必考八股文，而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经文做题目，故大多读书人往往倾注一生，研读四书五经和八股文，使《大学》在儒家学说中的地位更加显赫。

清代鼓吹复兴汉学，《大学》地位依然重要。

《大学》出自《礼记》，原本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第四十二篇。《礼记》原名《小戴礼记》，又名《小戴记》，由汉宣帝时人戴圣根据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批佚名儒家的著作合编而成。据断代史学家班固在“《记》百三十一篇”下自注云“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他认为《礼记》各篇的成书年代主要分布在战国初期至西汉初期这段时间。

清代人崔述认为：“凡文之体，因乎其时……《大学》之文繁而尽，又多排语，计其时当在战国。”（《洙泗考信录·全录》）综合而论，《大学》的成书时代大体在孔子、曾子之后，孟子、荀子之前的战国前期，即公元前5世纪左右，系出于曾氏之儒一派的纯儒家作品。即《大学》的成书年代应是在战国初期，其作者应是“曾氏之儒一派”，即现在学术界比较认可的战国初期曾参所作。

但是，并不是它的全部都是有好处的，有些负面的影响。我已经把它分成正面和负面两种，我们先来谈谈正面的。

《大学》作为《礼记》中的一篇，它对于汉儒的思想有直接的启发。特别是到宋代理学勃兴后，借助科举的力量，又使它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宋以后几乎每一个读书人都受到《大学》的影响。《大学》强调了学习者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还强调了对社会的关心和参与精神，对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与促进社会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大学》所提出的“修、齐、治、平”思想，几乎成为读书人的唯一标准理想。这种思想主张积极入世，注重自身修养，关心人民疾苦，努力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安定，拥护统一，对社会的繁荣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接下来，我们谈谈负面的，这是需要我们抛弃的，但需要警戒，作为教训的一部分。

《大学》把人的思想束缚在儒家的思维范围之中，给古代文人带来思想僵化的缺点。在中国古代，一个人如不按照“修、齐、治、平”这条线路来走，轻则斥之为不成才，重则认为离经叛道，大家群起而攻之，使文人轻易不敢背离。从这个思维模式教育出来的人，虽然有“达则兼济天下”的信念，但他们的最终目标是为最高统治者服务的，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只是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手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如果百姓与统治者利益发生冲突，只能是牺牲百姓的利益。因此儒家思想上带有一些奴性。”

凌哲并没有开门见山直接给他讲原文和解释，而是先是铺垫，一点点的介绍背景，包括作者的，还有发展脉络。杨木更是对凌哲的博学多才崇拜多了一分。

杨木偶尔也会思考，凌哲的脑袋怎么长的？里面是不是除了智慧就是知识，除了知识就是智慧。不像他，可能晃一晃，还有水声……

可当初在水牢里泡着的，可不是它杨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