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章 古所未有，今亦难逢(2/2)

首发：~第五十章 古所未有，今亦难逢

孙中山先生手书“浩气长存”四字镌于墓坊，七十二烈士陵墓位于岗顶，上有四柱方形钟顶碑亭，竖七十二烈士之墓石碑一方。纪功坊上半部以七十二块矩形石块，砌叠成金字塔形坊顶，顶上矗立一高举火炬的自由神像。造型别致，颇为壮观，坊额镌有章太炎所题篆文。坊后还立有详细纪录武装起义经过的石碑，南墓道为碑林，镌刻有自由魂、精神不死等碑文。

一九六一年，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坊，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也是广州供人们瞻仰的风景名胜。

林森先生在修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同时，编纂了《黄花碧血集》，是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挽联专集。

先生亲题挽联，曰：拼一死求众生，遗恨在重泉，碧草当春犹怒发；创共和推专制，丰功镌华表，黄花无恙许长开。

语重情长，文采斐然。

二是林森先生负责筹建营造中山陵，费尽心力，胜迹千古不朽。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统一与建设。孙中山十二月三十一日，扶病入京，翌年三月十二日与世长辞，年六十，灵柩暂停香山北麓碧云寺金刚宝座塔内。

孙中山逝世四年后的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在南京，国民政府为孙中山举行了隆重的奉安大典，国葬孙中山于紫金山南麓。

早在一九二五年四月四日孙中山逝世后，中央即推举林子超、于右任、宋子文、叶楚伧、林业明等十二人组成孙中山丧事筹委会，并负责筹建中山陵，由林子超担任陵园基金委员会主席。

墓地采用著名建筑师吕彦直设计的自由钟形图案，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奠基动工，一九二九年春建成。

孙中山奉安大典是我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山陵早已成为南京著名景点。国民政府又将陵园万福寺改建为奉安纪念馆，所有奉安礼品均陈列于该馆，并在中山陵的周围建造各种纪念建筑。

藏经楼是这些主要纪念建筑之一。

孙中山先生安葬中山陵后，冯玉祥从河南嵩山运来一批优质石材，想在中山陵后山上建造一座纪念孙中山的纪念塔。这批石材运到南京后，冯玉祥和蒋介石闹矛盾，一气之下离开了南京，建造纪念塔的事就搁了下来。

到了一九三四年，在林子超倡议下，中国佛教会发起募建藏经楼，要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全文做成碑刻，放在藏经楼，以便永久保存流传。林子超此一倡议，得到南京佛教界和社会各界的支持。

藏经楼于当年十一月发起募建的，次年十月竣工，包括主楼、碑廊和纪念广场三个部分。于是，冯玉祥丢下的这些石料派上了用场，被用作雕刻《三民主义》碑石。

《三民主义》碑文手稿书写工作，在林子超安排下，由当时国内十四位著名书法家张乃恭、陈天锡、连声海、李启琛、叶恭绰、郑洪年、陈仲经、蔡允、胡涤、彭醇士、王宜汉、李宣倜、王贤、邓散木分头书写。手稿均为正楷，共一百五十二页，每页宽九十厘米，高一百八十二厘米，各有风格。

真迹现藏南京市档案馆，是一份难得的历史文物。

为藏经楼《三民主义》碑刻书写碑文是当时的政界和书法界盛事，福州人陈天锡（曾任孙中山秘书、国民政府考试院秘书长）、陈仲经（曾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秘书、国民政府考选部常务次长、考选部顾问）兄弟二人能同时参与此事，受此殊荣，实属不易。

沧海桑田，家国巨变，物换星移，时殊事易。

如今，不仅国家元首、大员，就是区区一基层领导，那个出来不是前呼后拥，威风凛凛？哪一位不是家财万贯，财源不清？

虽然现在可以研究、谈论林森了。但林森以品行树立的平民元首形象，已经绝迹。

其实，外国挤公交的女王，站地铁的总理，逛超市的总统多的是。经常有一些政要大员，在街头小卖部、排挡吃饭，甚至接待外宾。他们已经习惯这种生活和工作环境。因此，平民元首在一些民主国家很普遍。

但我们的官员们大多生活在政治工作中，他们与日常生活脱节，过的是“政治生活”。职位越高，与外界社会的接触越少。官员们生活政治化，一切常人的生活乐趣和烦恼，他们都不能享受，不能理解。他们的起居有人服务，与正常人的生活越来越远。他们远离社会生活，对社会真实的感觉，只能来源于案头文件和下级汇报。而这些文件和汇报，投其所好、邀功钓利者多，直言敢言者少。官员们自己对社会、对百姓日常生活的了解，已经远远脱离现实。他们养尊处优，享受特权。对百姓疾苦，已无恻隐之心。甚至视民众为隐患，不惜血本千方百计要对其进行维稳。

笔者曾看见官员出巡有大量警车开道，一路绿灯的一幕。警车开道好理解，官民矛盾渐深，官员们怕发生“意外”。可是，一路绿灯让人无法理解：难道社会公共的规章制度，对你们官员就是一个“屁”！你就可以不屑一顾？

可以说，中国目前，已经失去了出现民主、平民官员的土壤和气候。

话说远了，拉回来。

位于福建省闽侯县尚干镇凤港村的林森故居，原址毁坏，一九九零年由林家族亲及里人筹资，依旧屋样式与规模重建。为单进砖木结构，面阔仅三间，砖墙瓦顶，前有一小天井院落与围墙，围墙中间是一个很小的门楼。

林森故居与普通民居无二，若不是门楼上有个很小的“林森故居”门匾，难以想象这就是国民政府主席的老家。

只见大门紧锁，门可罗雀。

笔者经过打听，在不远处找到看管房屋的林森族侄孙，一个五十多岁的忠厚木讷农民。他放下活计，为我们打开门锁。

三间房屋，处一张林森照片，一幅于右任先生的挽联，一件拟稿的“林公领导抗战，功在国家”中共中央唁电的放大复印件外，其他空无一物。

既无鲜花，也无香火。满目尘封，蛛丝高结。

院内有块石碑，上书一九八九年，林森故居被列为第一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我在林森像前留个影，在门口拍账照，向林森族侄孙称谢告别，匆匆离去。

呜呼！一位领导抗战的国家元首，一位老一辈民主革命家的故居，陈设竟寒酸至此，规格级别竟低下至此，这确实倒是很像林森先生的为人低调。

联想到文革中林森先生在重庆歌乐山的墓葬被毁，被焚尸扬灰，笔者感慨万端，酸酸莫名。

先贤林森，已故中华民国政府主席林子超先生，生平德政与高风亮节，已为世人所知。抚今追昔，不胜感叹，谨敬摘福州人陈天锡先生在一九六九年（民国五十八年）十月八十五岁时所作《故国民政府主席林公传》前数语恭颂：“民權初創，以匹夫而領袖議壇，國步多艱，起布衣而綱維政府，萬流景仰，四海謳歌。是皆具禀賦之特殊，故能得人天之感應。時代演進、樹立如斯，古所未有，今亦難逢，獨吾閩林公子超見之，猗歟盛哉。”

万语千言，不足以记。高山仰止，心香遥祭。

辛亥百年岁尾，成此文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