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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首辅值房出来，魏广德回到自己值房，就直接提笔给工部下了条子，要求他们重新讨论胶莱运河和迦运河之利弊，同时对两条运河所需耗费进行大致估算。
惟一单独注明的，就是迦运河按照五年时间，利用农闲时间开凿而不是如这时期朝廷其他河工那样，一次性征集大批民夫连日连夜赶工，争取最短时间完成的模式。
条子写好后，魏广德把条子交给芦布，让他派人送往工部，直接交到尚书朱衡手中。
魏广德不知道的是，今日不经意的意见以及和张居正在值房里发生的争论，对大明的历史走向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原本历史上，自弘治年后，黄河逐渐频繁地于归德、曹、单和丰县一带向东决口，洪水漫淹鱼台、沛县一带泗河，运道屡被淤塞，山东南部运河不再畅通。
时任工部及总河都御史翁大立于隆庆三年和四年，先后三次向朝廷奏言：改开新渠，以避黄泛。
“于梁山以南别开一新渠，以避秦沟、浊河之险比来河患不在山东、河南、丰沛，而专在徐、邳，故先欲开河口以远河势。经久之策……在开河以避洪水”。
翁大立的建议，当时不仅未被采纳，自己还因延误漕运而获罪罢官。
然而自他开始，却引发了一场长达三十七年的“河之议”。
隆庆五年四月，黄河又在邳州决口。
这时工部尚书朱衡又奏请开河，于是朝廷命礼科给事中雒遵前去勘察。
雒遵勘察后上言，开河虽然取道便捷，但施工实在艰难，并列举了“开三难”。
隆庆皇帝看了这个奏议，下令再次勘查。
这一次，总河都御史万恭回来后对朱衡讲述所见所闻，让朱衡转变了看法。
奏报开“有三难，大略如遵指”，并说现在的漕河已经畅通了，徐、邳之间堤高水深，不必再另行开河了。
这个奏报再加上万恭提出的“开六难”、“永罢开之策”之议等，使朝廷上反对开的意见占了上风，这样开挖河的事也就作罢了。
朱衡当着魏广德的面再次提出开迦运河，其实也是相对于胶莱运河，开凿迦运河要实际一些。
最起码，新河完工后可供漕船通行，而不是如胶莱运河般，因为水量关系只能过吃水较浅的船舶。
时光又至万历三年二月，时任总河都御史的傅希挚再次上疏朝廷，重提开挖河。
他在《开疏》中系统阐明，治理黄河应当从它最大的祸患着眼，一定要使它从根本上得到治理。
傅希挚在疏中批驳了开挖河的“三难”之说，称自己派钻探、测量和绘图的专人到“三难”的地方逐个勘察，得出的结论是可以解决上述难题。
傅希挚关于开挖河的奏疏，详细写明了解决办法，如此深入详实、精准透辟，入情入理，势如高屋建瓴，实为一篇治水理论的杰作，这与一些官员奏章中常有的那种空泛、教条、庸冗之风，形成鲜明对照。
其基于实际的真知灼见，产生了强烈的说服力，这不能不使当时的万历皇帝为之赞赏。
万历看后，即命工部都给事中侯于赵，会同傅希挚和巡漕御史刘光国，共同提出一个明确具体的议案来回报。
开挖河之役，看似已经说动了万历皇帝的心，即可成为现实。
然而，侯于赵实地查看后，却提出了一些实际的问题，认为应该先开凿良城伏石，事先修好丰、沛的堤防，再慢慢商议动工开挖河的事。
主管此事的工部在呈报中的说法，也与侯于赵一样，“谓开非数年不成，当以治河为急”。
万历皇帝听后，很不高兴。
责备侯于赵等人阻碍这件事，对其勘察的奏议表示质疑，并说这和傅希挚的奏议大不相同，指责他们是“不能靠其办成大事的人”。
但实际上仍听任了他们“先治黄河后开“的想法，使开之议再次泡汤。
至此，“开河”之议已成为一个烫手的山芋，对朝廷来说拿不起又放不下，朝臣们对此更是忌惮慎言，再不敢触碰这个话题。
这种情况持续到万历二十一年，黄河又决口下漫沛县、徐州，漕运再次被阻。
当时舒应龙任总河尚书，他借宣泄微山湖及其鱼台等县积水的议题，奏准在韩庄开一支渠，从韩庄向东，引湖水经过彭河走。
韩庄支渠开挖虽然仍没有解决运河避开黄淤的问题，但它却在很大意义上揭开了开挖河的帷幕。
之后在万历二十五年和二十八年黄河大水之际，黄河又在徐州黄决口，河道向南迁移，徐州、吕梁以下河段几乎断流。
到此时，开挖迦运河已经由考虑变成必须，朝中大臣这才开始支持此议。
在刘东星主持下，于原来舒应龙开挖的韩庄支渠基础上，对河槽加宽加深。
刘东星排除种种困难，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开通了河。
并于韩庄向北在湖东开河四十五里，以便纤挽船只，避免湖中行船风险。
河虽然初步开通，但尚不能通运，仅能通行小船：“河身尚浅，水二、三尺不等，江浙、湖广粮船重大，艰以通航”。
万历三十一年，时任总河侍郎的李化龙再一次提出开挖河通运，并于次年正月上《请开河酌浚故道疏》，其中提出开河的“六善”、“二不疑”说，更全面阐述了开通运和避黄的必要性及益处，言之具体而现实，深得万历皇帝的赞成。
诏命即刻集中力量开工，为漕运大计做好长远的打算。
李化龙循旧迹，自夏镇南李家口向东经种口，渐转东南郗山，至韩庄折向东，经台儿庄转东南至邳县直河口入黄河，全长二百六十里，统称河，至万历三十二年五月通航。
至此，后世可见的京杭大运河才算彻底确定下来，直到新中国建立，运河依旧保持着现在的河道，再未改变。
实际上，迦运河的开通，基本上解决了黄河水患对漕运的阻碍，用清代治河专家、河道总督靳铺的评价说：“有明一代治河，莫善河之绩。既避黄河之险，又资泉湖之利”。
综观明代围绕山东南部的治河保运，朝廷大臣在主张上形成两派：即“借黄行运”派与“避黄行运”派。
“避黄行运”派的主张从翁大立、傅希挚、舒应龙、刘东星、李化龙等人的议奏中，已看得比较清楚。
主黄派以潘季驯、万恭、常居敬等为代表，他们认为当时的根本问题是黄河，只要集中全力把黄河治好，既可以使百姓摆脱祸，又可以借黄行运。
潘季驯在万历年间开始尝试用束水攻沙法，治理徐淮黄河的成功经验证明，黄河淤塞运道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不必分散力量再开新河。
在“河之议”中，以潘季驯为代表的主黄派反对开河。
在河开通之后，他们又认为开挖河是不成功的，严重贻误了对黄河的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