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六章 闲话“同志”称谓的变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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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同志”称谓的变化

在我国古代，“同志”与先生、君等词的涵义一样，都是朋友之间的称呼。

春秋时期，左丘明在《国语。晋语四》中对“同志”一词作了解释：“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后汉书&8226;刘陶传》曰：“所与交友，必也同志。”这里“同志”一词的意思与现在作为名词使用不一样。

现代“同志”一词，开始于政党内部成员之间的称呼。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内部互称“同志”，同盟会会员们也互称“同志”。孙中山先生在一年年曾发表《告海内外同志书》和《致南洋同志书》，其著名的《总理遗嘱》中也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呼吁。

因此，内部使用同志一词称呼对方，在当时很普遍。

一九二零年，、罗学瓒等人通信时，开始引用“同志”一词。一九二一年，中国“一大”党纲中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

这是中国在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同志”一词。

一九二三年后，内部和外国组织以及工人组织之间，也互称“同志”。一九四九年后，“同志”这个称呼开始在全国流行，取代了多年“先生”、“小姐”、“老乡”、“爷们”和“弟兄们”的传统称谓。

一九五九年专门发出指示，要大家互称“同志”。一九六五年中央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党内一律称“同志”。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再次指出：“全会重申了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

不难看出，这些指示与文件是希图营造一个民主、平等的氛围。

但在权利至上，平等等于梦呓的环境下，这些指示与文件形同虚设。人与人之间，在称呼上早已经有了潜规则。

事实是，无论在党内党外，多年来没有人敢当面直呼为“同志”。

党内高层尊称其“主席”，民众敬称其为“伟大领袖”或“大救星”。长期不变的“主席”之称，已有终身制意味，而“伟大领袖”与“大救星”称呼，则明白无疑地把其供奉上神坛。

对这些阿谀奉承，我们并未见表示过一丝反感。相反，毛同志是欣欣然笑纳。

其次，在文革结束前，你也不能将是“敌我矛盾”的人称为“同志”。比如对一个右派或地主，你是不能称其为同志的。假如你称呼他们为“同志”，轻者是你丧失了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严重者是你和他们本来就是一伙的，是人民的敌人。那时“同志”一词，是革命者和革命群众“自己人”才能享用的。

文革结束后，人与人之间的称谓由单调变丰富，在称呼上除了复活许多传统叫法，新名词与外来语也多起来，煞是繁华热闹。呈现出一派打破思想禁锢后，政治环境越来越宽松的景象。

但有些称谓，却发生了质的变化。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小姐”一词。

高贵的“小姐”称呼，在经济发展的浪潮冲刷与涌动中，悄然有了微妙的变化。开始是以“服务人员”进入人们的视野，后而直接成为妓女的代称。现在，“小姐”一词已经远离了大家闺秀与小家碧玉的形象，和传统的东方千金闺阁毫不沾边。

而“老板”一词，却经历了被人崇敬到被人歧视又被人羡慕的历史反复轮回。

“同志”也再不风光，在备受冷落中又平添一股隐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