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一章 纪念邓拓，反思文革(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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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邓拓，反思文革（旧文）

邓拓（1912-1966），原名邓子健、邓云特，一九一二年出生于福建闽侯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他从小就酷爱文学艺术。一九三○年十八岁时参加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三七年秋到达解放区后，历任《晋察冀日报》社长，晋察冀新华总分社社长等。解放后先后任《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和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等职。

邓拓的杂文重史识、重现实，旁征博引，信手拈来，文笔含蓄委婉，惜墨如金，可谓雅俗共赏。一九六一年，邓拓应《北京晚报》的要求，以马南邨为笔名，开设了《燕山夜话》专栏。之后，他又与吴晗、廖沫沙合作，在《前线》杂志上开设了《三家村札记》专栏。这些杂文旗帜鲜明、爱憎分明、切中时弊而又妙趣横生、富有寓意，博得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支持。全国许多报刊、杂志效仿这一做法，开设了类似的杂文专栏，为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苑，增添了生气。

江青等人，出于个人“家天下”目的，对《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最先发难。文痞姚文元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作者横加罪名，极尽栽赃诬陷，利用特权，把《燕山夜话》强行打成“反党黑文。“三家村”亦被打成“反党集团”，制造了一起震动全国的特大冤案。

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江青主持写作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以高炬的化名在《解放军报》发表，同日，关锋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明真伪》则在《光明日报》发表。两篇文章均以皇家代言人身份，对“三家村”作了“上纲上线”的批判。高炬文章说邓拓是“三家村黑店的掌柜”，何明文章则说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三家村’的一名村长”。五月十日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臭名卓著的长文《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本质》，把断章取义罗织罪名的把戏表演到极限，让人瞠目结舌。第二天，全国各地报刊在无形的高压下转载了姚文痞的文章。姚文痞说《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并强调：“凡是反对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五月十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七期）又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这些御用文章拉大旗作虎皮，无中生有，恐吓诬蔑。从此，全国掀起批判“三家村”运动，各地大大小小的各种“三家村”无不遭殃。笔者当时在农垦战线工作，连我们那偏僻闭塞的农场里都有小“三家村”反党集团，波及遗害之广可想而知。此后，邓拓则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思想”之外，又被强行扣上了“叛徒”的帽子。五月十六日，中国中央委员会发出了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五一六通知”，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字狱铺天盖地席卷全国。平时意气风发书生气十足的文人们无奈、惶恐、愤怒了。但面对强大的政治家，他们只能是“顺者昌，逆者亡”。五月十七夜，邓拓以死明志，含冤自尽。

从此，一大批文化艺术界的学者巨匠紧步后尘，无可奈何地选择了宁为玉碎。其中，有我们熟悉的老舍，吴啥，博雷，田汉，翦伯赞，陈寅恪，周瘦鹃，马连良，萧长华，严凤英，言慧珠，上官云珠等等等等，不可胜数。

一时间，凄风苦雨，百花凋零，连山水花鸟、唐诗宋词都被打入毒草！除了诗词，没其他文化；除了样板戏，没其他文艺，除了冷峻尖刻的鲁迅，没其他文化人。一不小心，片言只语，刹那间就能叫你飞来横祸，人们生活在极度紧张，人人自危的环境里。至今思来，犹有余悸。

文革是一场民族噩梦，一场永世不能忘记的灵魂苦难，“文革”对中华民族文化、教育、传统艺术的摧残蹂躏，造成了社会道德的沦丧。季羡林在《牛棚杂忆》里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一场悲剧，它给伟大的中华民族脸上抹了黑。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应当是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心声。

对这场灾难深重的浩劫，我们难道至今还不能反思？

弹指“文革”以过去四十年，现在，许多人已经不了解“文革”，这不奇怪，奇怪的是还有许多人在怀念“文革”，说“文化大革命好”！我想，这就是不认真反思“文革”带来的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