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七章 王国维之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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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之死

少年时喜欢词曲，偶然得到几页残破的《人间词话》，竟爱不释手。从中，我知道了中国有个叫王国维的大学问家。

《人间词话》里，尤其是其中“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对做大事、做学问总结之语，使我茅塞顿开，受用匪浅。

诸位不要误会，我之受用，与成大事业、做学问无关。凡事举一反三，皆可触类旁通。那时，正值大饥荒三年，我用这三招弄吃的，解决饿肚子难题，很实用。

我先在城郊附近四处观察，看什么地方有吃的，有能吃的，有能吃的而他人不敢吃的东西。此谓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然后我不怕山高水远，或取他人眼皮下熟视无睹之物，用于充饥。如桃树油，是雨后桃树枝干上凝结的一种胶状物，食之芬芳可口，而他人决然不敢食用。于是，我乐得独自受用。此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个过程首先要受得苦中苦，其次是要冒中毒之危险，也叫实践出真知。由此两条，很自然地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美食却在，众人无视处。

我不能不感激王国维，他这关于做大事、做学问三境界评说，使我在官灾人祸时没有饿死。

后来，我终于弄到一本民国时期出版的《人间词话》，而且是正宗且完好的一本。虽然此书在文革破四旧时被烧毁，但里面的营养已经滋润了我。

自那时起，我才知道王国维之死，是于民国年间在北京投昆明湖自尽。

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竟使一个大学问家走此绝路。他决然不是穷苦，为没吃的而死。他是个本分学者，也决然不是什么畏罪自杀。这个问题，困惑我多年。

听人说，王国维当时也不是很富裕，苦于亲家罗振玉逼债，无奈而自尽。此说似乎还很有市场，对此，我一直怀疑。

亲家逼债，且两个人都是国学大师、大学教授，何况，王国维还是罗振玉培植资助过的挚友和共同研究学问的伙伴，岂能因区区金钱债务将对方逼到死地？

但心中对其死因，总是莫名，感觉应该有其他缘故。

后来我搞基层文化工作，在众多报纸杂志信息侵蚀下，相信王国维是顽固保守派，他的死是殉国，即为清朝的亡国而投湖自尽。

但我这个认识，被一乡村好友推翻。他是农村一位退休老教师，一次小聚，我们谈及王国维自杀一事，他说：“清朝在一九一一年就被推翻，他王国维在一九二七年才投湖，亡国十六七年后自杀，这也能叫殉国？”

是啊，若是殉国，也太迟了点。

现在我才知道，陈寅恪先生在一九五三年底有个《对科学院的答复》，其中就写道：“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

陈先生斩钉截铁否定了以上两个原因。

事实也是如此，民国推翻清朝，王国维并未殉国。他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胜利后，随罗振玉去日本。五年后回上海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一九二二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还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其间，一直未有殉国迹象。

他究竟为什么要在一九二七年的时候，走这条沉湖自尽绝路呢？而且，他当时才五十岁，正是做学问鼎盛时期。

近几年，通过网络查阅一些资料，基本上找到了答案。王国维是惧怕暴力革命，痛惜当时的“农民革命运动”摧残文人、文化，为此而死。同时，他的死于与湖南农民革命运动处死叶德辉、王葆心等文化士绅有关联。

王国维的死，在他人自然是意外，但在他自己，则是早有准备。

王国维遗书中开宗明义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余略）”

至此，我们可以断定，恐惧“世变”和“再辱”，是王国维自杀的直接原因。这个“世变”和“再辱”，决然不是指清朝的灭亡。

可是，王国维遗书中的这个“世变”和“再辱”，具体是指什么呢？

笔者认为这个“世变”和“再辱”，是指当时如火如荼的农民革命运动，特别是湖南的农民革命运动。他恐惧北伐胜利后，南方革命一幕在北京重演，自己将会在世变中受辱。

一九二七年是民国十六年，孙中山逝世不久，是多事之秋，也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历史上沉重的一页。

无论是，还是，对于发生在这一年的许多事件，都讳莫如深。或文过饰非，或避重就轻，或轻轻带过，都有过激与不当之处。两党对许多史实，皆羞于言说。

当时北京北洋军政府，十几年换了十几个总统、总理。个个都是用枪杆子说话，拥兵自傲，实行没有皇帝的军人宪政。但他们打着中华民国的牌子，又漠视参政国民议会，拒绝民主共和。

而南方孙中山建立的广州国民军政府，则分化为两个：一个是从广州迁都武汉的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一个是以率领北伐军北伐，暂住在南昌，后在南京建都的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

武汉汪精卫政府，以正统孙中山继承者自居，政府被中央控制，党令高于政令。汪精卫认为武汉已成全国革命中心，又有鼎力支持，理所当然代表中央和国民政府。

而蒋介石率领北伐军在军事上取得很大胜利，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南昌党部和国民政府，以军人为主体。蒋介石在南昌召集中央政治临时会议，擅改原先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的决定，提出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此一决定，违背当初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初衷，蒋汪矛盾，初现端倪。

自一九二一年成立，因国共合作，已有一定实力。国民政府各部门，都有员担任的要职。效法苏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要实现共产主义。搞武装革命，在全国举行暴动、起义，夺取政权。

地方军阀则你夺我抢，各自为政，独霸一方。他们对国民政府采取有奶便是娘，没钱晾一旁的实用主义。东三省为张作霖地盘，任何人不得染指。外蒙为苏俄钳制独立，新疆、西藏为传统王室和奴隶主统治，名义上服从国民政府，实则完全自治。

日本外相币原当年公然宣称，中国尚无代表全国的政府，他不承认中国任何现政府，最能说明当时中国纷乱的局势。

这年四月初，在湖南农民运动如火如荼时，汪精卫与陈独秀联合发表《告两党同志书》，重申将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甜蜜合作，卿卿我我。

但汪精卫这个政治纲领，与蒋介石政治主张不符，二人裂痕渐大。

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北伐的国民革命军通过战争，解决了大半个中国军阀割据，各自为政的局面。此时已经攻下徐州，冯玉祥引兵出潼关，败奉军于河南，直鲁危急，北伐胜利在望。